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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周要改革了。这件事，我听到过呼吁，现在看到的则是“吹风”。
“吹风”的新闻说，“国家旅游局官员透露，现行的休假制度势将调整，有关部门的新休假方案目前已到最后论证阶段，只待上报全国人大审议通过”。
如同我们曾经突然迎来黄金周一样，我们又要迎来新的休假方案。这个方案将由最高权力机关审议通过，而在审议通过之前，我们仍然要听凭“有关部门”来拟定我们的生活，而我们作为被拟定的对象，所作的贡献只是“被人研究”而已。
黄金周是怎么产生的，我仍然不很清楚。黄金周所以被称为黄金周，我却大致能够想象一二。休息是一种权利，黄金周却不是一种休息，它是一个黄金日程，对于这个日程，人们的统计兴趣永远是旅游人数有多少，购物消费有多少，黄金周的意义在于“拉动内需”。
黄金周创造了生活的“空白”，并使得人们因为不耐空白而去填充某种东西。对于很少有机会获得带薪休假机会的中国人来说，一个为时7天的空白，必然会构成旅游而且必然是国内旅游的热潮。这一点，已在设计者的预计之中，而且旅游热潮的出现，正是黄金周设计的巨大动因。
在这为时7天的假期中，4天依赖星期六、日的挪移，3天是真正的放假，而本来，春节要放3天假，“十一”和“五一”各应放1天假，故而3个黄金周累计增加的放假时间只是4天。4天假期是福利的扩大，而黄金周这种形式将福利的扩大变成了一种产业发展设计。
对一个高度忧虑于“人流”的社会来说，黄金周既在创造着经济机会，也在某种程度上制造着刺激性的因素。黄金周如同一场激烈的球赛，刺激着经营者和消费者，人流涌动既给经营者以赚钱的快感，也给经营者以服务的压力。没有人能够为一年三次的大规模人流保持一个常备的与之相应的服务水平，这必然使得经营者在黄金周中总是处于一种临时应急状态，消费者在此间所获得的服务将不得不低于平常水平。
对于放风式的人们来说，这意味着从巨大的乐观期待转换为巨大不快的心理落差。而当人流大量聚集之时，这种不快也未必不构成一种群体性的爆发。流动的人群，聚集的不快，“公愤”的爆发，每个黄金周都存在着危险，黄金周成为危险周期，消费不快与社会不满也容易形成关联。也许，这才是决定黄金周之所以“势将调整”的最后一票。
但是，无论如何，当人们痛斥黄金周带来了旅游服务、古迹保护等社会性问题时，应当考虑的是，以一种裁减福利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还是以保障福利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以裁减福利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那么就是分割黄金周，把放假分布到中秋、端午等节气中。这或许并不减少假日的总天数，但毫无疑问将会减少人们行为选择的机会。以保障福利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是维持现行的黄金周，同时以法定形式维护人们的带薪休假权，这样，人们将可以拥有更充分的机会选择自己何时去完成旅游，将以适意的形式去度过自己的假期。
休息是一种权利，休息与劳作构成了人们心理和生活的节奏。休息既有生理的需要，也有心理的需要。休息确实在张弛之间提高了劳动的效率，但根本上讲，休息使得人们为自己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休息可能成为经营机会，但从社会政治层面上讲，休息只能被定义为一种权利满足。黄金周是需要取消、分割、调整，还是需要减轻其主要作为经营机会而存在的“黄金”属性，这是一个问题。人们对黄金周所获得的服务的不满，与取消黄金周并不是一回事。而且，在人们未能完全知晓落实休息权的各种可能办法的情况下，作出取消黄金周的呼吁，也可能是偏差。
在许多问题尚未得到起码的讨论时，“有关部门”已在“势将调整”，并到了“最后阶段”，“只待上报全国人大审议通过”，这不是太代民作主了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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