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严峻的环境形势，国家环保总局正研究制定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昨日（9日）在“第十二届绿色中国论坛”上强调不能因为一个部门或一个地区的利益，而使有利于更大公共利益的政策实施受到阻碍。
　　潘岳还表示：“从我局与各宏观经济部门合作情况看，一年内出台若干项政策；两年内完成主要政策试点；四年内初步形成中国环境经济政策体系，是可以预期的。”

环保成败重在制度创新

　　环保总局最近几年来掀起环保风暴、采用区域限批等方式来干预对环境的破坏，收到很好的效果。然而，潘岳昨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表示：“这些全是行政手段，是现有法规制度框架内的最大创新，虽然在短时间内立竿见影，但长期效果却十分有限。”
　　潘岳称，面对严峻的环境形势，除了环境指标的考核问责制度未到位外，从经济上讲，还缺乏一套激励各级政府和企业长期有效配置环境资源的机制。
　　今年年初，环保总局就公开表示要建立一套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环境政策，运用价格、税收、财政、信贷、收费、保险等经济手段，调节或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以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手段。
　　潘岳认为，与传统的行政手段“外部约束”相比，环境经济政策是一种“内在约束”力量，具有促进环保技术创新、增强市场竞争力、降低环境治理与行政监控成本等优点。
　　潘岳说，我国目前环境经济手段很少，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独立的政策体系。原因之一是没算好两笔账。一笔是照目前高能耗、高污染的模式发展下去，也就是不实行环境经济新政策，我们重化工业的发展空间还有多大，还将付出多少环境资源代价？第二笔是实行了环境经济新政策后，我们的GDP增长速度要下降多少？政策实施和增长模式转型成本到底有多大？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能否承受得起？
　　“算不清这两笔账，决策起来就少了些科学依据。两赢的道路变成了两难的选择。”潘岳说，形势不允许在“万事俱备”下再去实施那些理想的环境经济政策，只能边算账、边研究、边试点、边总结，联合各方力量推动建立环境经济政策体系框架。

着手落实七项政策

　　这个政策体系包括环境税、环境收费、绿色资本市场、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绿色贸易、绿色保险等七个方面内容。
　　在征收环境税方面，将涉及专项环境税、与环境相关的资源能源税和税收优惠，以及消除不利于环保的补贴政策和收费政策。据透露，环保总局近日已向财政部门提供了第一批“两高一资”(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化工产品的黑名单。
　　潘岳还透露，环保总局正研究独立型的环境税方案。目前已建议税务部门对生产重污染的产品征收环境污染税，未来将进一步研究开征污染排放税与一般环境税，条件成熟时还可设计不同的碳税政策。而国家税务总局地方税务司副司长曹聪透露，财政部也已考虑开征环境保护税。
　　在环境收费方面，环保总局提出，落实污染者收费的政策，包括完善排污收费政策、提高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促进电厂脱硫、推进垃圾处理收费等。不仅如此，环保总局已与人民银行、银监会和证监会合作，推行“绿色贷款”或“绿色政策性贷款”，建立起绿色资本市场。
　　而且环保总局将联合有关部门出台有关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城市对乡村、富裕人群对贫困人群、下游对上游、受益方对受损方、“两高”产业对环保产业进行以财政转移支付手段为主的生态补偿政策。
　　除此之外，环保总局已与保监会成立合作机制，准备在有条件的地区和环境危险程度高、社会影响大的行业，联合开展试点。同时共同推进环境风险责任的强制保险立法。

企业表示接受“新政”

　　在昨日的论坛上，华能集团绿色煤电公司总经理苏文斌专门作了《推动绿色煤电战略，亟须环境经济政策支持》的演讲，对环境“新政”表示支持。
　　苏文斌称，虽然“绿色煤电”能够实现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污染物的近零排放，但由于建设和运行成本远高于常规燃煤机组，污染物减排获得的收益难以弥补成本增加，制约了其发展。经测算，仅“绿色煤电”计划的第一阶段IGCC示范电站的单位工程造价比常规燃煤机组高50%，运行成本比常规燃煤机组高35%。
　　“如果没有环境经济政策的支持，‘绿色煤电’项目将面临巨大的经营压力。”苏文斌说。渣打银行中国公司企业及金融客户部总经理许维中也表示，在发展业务的同时，通过贷款业务评估借贷方，尽力消除业务项目对于生态系统和社会的负面影响。
　　“我们希望通过市场机制来运作，能够确保经营活动的可持续发展。”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李青表示，希望政府能够认可和鼓励企业在循环经济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企业应当承担防治环境污染的第一责任。”国家质检总局法规司司长刘兆彬昨日在演讲时称，既不能实行“交费污染”，也不能实行“交税污染”。他认为，再好的体制、机制和法制，都不如企业的自觉防治。要真正解决环保问题，最重要、最根本的在于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