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的思路应该从“强控”转为“符号”作用，更多用来稳定市场预期和表达政策姿态。财政政策转向“民生”型，才抓住了应对宏观经济社会困境的“牛鼻子”。
　　昨日（13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CPI同比上涨5.6%，其中肉禽上涨45.2%，基本上吻合了此前的市场预期。
　　在CPI上涨的同时，GDP也在飞速增长，二季度GDP达到近年来罕见的11.9％的高增速。
　　对此，各界的通货膨胀预期进一步增强，对经济过热与否的争论也日显分歧。

对调控对象要有清晰的理解

　　应该说，从有效需求到有效供给，从经济危机到通货膨胀，从增发货币到紧缩货币，经济学在争论中想解决这些基础理论的问题，也形成了现代经济学最有魅力的核心内容。虽然基于不同观点而形成的各种流派，都对这些问题给出了自圆其说的解释，但更多还是有“事后诸葛亮”之嫌疑。
　　在现实中，一国政府面临的往往是错综复杂的局面，依据理论模型得出的通常是相悖的结论，在此情况下，决策者更多需要尽量以简单明确的政策实施，来促使经济迷局的明朗化。
　　今年以来，CPI、经济过热、货币政策成为人们眼中最热的词汇，虽然政府对外的主流观点是认为经济并未达到过热，但事实上的宏观政策已经转向了紧缩性。这表现为货币政策的频繁动用，包括利率、准备金率等工具多次登上舞台，也表现为财政政策的崭露头角，包括推出特别国债、资源税改革等都体现出非扩张性意图。有鉴于此，政府对经济非过热的表态，更多是基于稳定市场预期以及政治方面的考虑。
　　事实上，中国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调控经验并不充足，直到1997年之后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政策运用。目前，面对围绕CPI展开的调控迷局，需要研究者对调控对象有更清晰的理解和描述。

重点是结构性、制度性改革

　　在此有几个基本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对经济运行态势的认识。我们似乎没有必要过分纠缠于“过热”与否的讨论，这仍然停留在“防冷怕热”的过时思路上。经济的“冷”与“热”本来就是对立的两种形态，经济热了自然就采取些紧缩性措施，经济冷了就采取些扩张性措施，如此才能使政府调控职能更清晰。
　　然后就引起第二个问题，如何判断经济是否热了，这无非主要从消费和投资两方面来看。从消费看，虽然对CPI编制方法的很多指责也不科学，但总体上当下CPI确实需要进一步修正，来增加其反映经济热度的能力。从投资来看，投资高增长成为以往中国经济的常态，在迅速城市化与全球化背景下，这种非均衡状态似乎也有合理性。
　　当然，这些工作并非短期内所能完成，在此过程中政府仍面临左右为难的政策迷局。
　　对此，理性的办法是降低对政府调控结果的预期，避免“好心做坏事”。一方面明确市场预期，根据常理对经济“冷热”进行大体判断，另一方面，采取符合趋势调节的政策，以“微调”为主，来表达政府对经济的导向意图，而把政策重点放在结构性、制度性改革上。

财政政策应转向“民生”型

　　具体到各项政策工具，首先对货币政策来说，应全面回归“符号调控”的思路。现在各界对货币政策寄予了过度的期望，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央行的政策判断。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应该是结构而非总量问题，对此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是有限的。
　　而目前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表现为成本推动，货币政策对此也力所难及。由于这些因素，加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本身的问题，奢求货币政策成为万能良药是不现实的。货币政策的思路应该从“强控”转为“符号”作用，更多用来稳定市场预期和表达政策姿态。
　　再就是对财政政策，2003年以来财政政策对抑制经济热度方面作用有限，背后有复杂的制度原因。在传导机制更加混乱的情况下，无论扩张性还是紧缩性财政政策，都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对此，财政政策应抓住作为经济“内在稳定器”的职能，增加社会福利性支出的比重。
　　就中国经济深层问题看，是储蓄投资失衡的问题，其背后的政治社会动因，则是高增长目标下忽略了真正提高社会福利的需要。因此，财政政策转向“民生”型，才抓住了应对宏观经济困境的“牛鼻子”，也是当前财政政策的最佳选择。
　　此外，税收政策一直没有建立起与宏观经济的调控联系，极端地说，税收“只有工作，没有政策”，这是宏观政策最大的缺憾之一，无论从政策部门协调还是思路方面，税收政策都需要重大变革。
　　最后，财政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成为当前最重要的课题，这也是学界和政府都没有重视的。今年的利息税改革和特别国债，使得两大政策配合的重要性进入了人们视野，也使我们感到缺乏协调机制尴尬。
　　今后最重要的，一是建立两大政策协调的分析框架，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与经济运行结合起来，二是建立部门间的协调机制，避免不必要的政策效果冲突和抵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