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经济发展的成就很难用简单的文字来表达，可无论是人们议论的“浙江模式”还是“浙江现象”，核心都是“敢为人先”，充满生机与创新正是这块土地的魅力。

活力源自于尊重民间“首创精神”

　　20多年前，无论从浙江的自然禀赋还是资本供给条件来看，这块地处海防前线的土地都似乎不大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省份之一。“当时浙江可供谋生的资源很少，在这种‘倒逼机制’下，民间的创业冲动被激发起来。”经济学家陈自芳说。
　　没有贫穷激励，原云和县国营无线电厂技术员张童生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后来的人本集团董事长。张童生1984年辞职，同朋友凑了几万元创办乐清县西联工艺品厂，他睡过地板、站过火车，而现在人本集团已成为浙江省的民营轴承大企业。
　　张童生的创业只是一个缩影。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浙江借改革开放“天时”与远离计划经济控制中心的“地利”、善于务工经商的“人和”，依托民间力量在生产领域大力发展家庭工业，在流通领域积极创办专业市场，率先在经济发展道路上进行大胆的探索与突破。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宗和认为，浙江经济活力的重要来源就是党和政府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不乱扣“帽子”，允许群众在实践中探索并给予必要的指导。对民间出现的新事物，暂时看不准、有争议的，也不急于下结论，看准的就大胆推广；不够完善的就因势利导，促其规范提高。这种允许“试”的政策激发了生产力，打开了财富奔流的闸门。
　　财富的积累，同样在于社会的包容。在许多地方，人们看到别人富了会眼红，可在浙江，富人是大伙的榜样。在充分的尊重下，浙江的活力源源不断，民营企业家不断涌现，专业市场遍布城乡，这种自下而上的创业与创新筑就了今天的浙江经济之基。

活力迸发于服从市场“游戏规则”

　　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浙江人很早就感受到，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比计划手段更有效率。在浙江省，除一张覆盖全国、辐射全球的商品交易网络外，还建立了包括劳动力、资金、信息、技术在内的各种要素市场，从而使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课题组根据所有制结构、政府职能转变、市场发育情况、体制活力与外向程度四个方面，选取16项指标构筑了一个评价体系，对全国30个省市区市场化的进程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在2000年和2005年，浙江省市场化水平均居全国第一位。
　　浙江省委党校教育长盛世豪说，浙江市场化之路的特殊之处在于，政府放手发展百姓经济，千家万户成为市场主体，而非公有制企业不断深化企业制度创新又进一步壮大了市场主体。在市场主体不断完善的情况下，全省的国企改革也步入市场化之路。
　　耀江集团是以房地产开发为主的省属大型国有企业，在整体改制过程中，通过浙江产权交易所挂牌招标进行产权交易，2亿元的净资产，转让价达2.3亿元。“这就是市场化的效应。”浙江省产权交易所总经理姚上毅说，“到今年年初为止，全所在浙江省省属国有企业改革中，共完成82宗国企改革出让项目，国有资本平均增值13%以上。在所有项目中，没有出现一起行政干预，没有出现因定向转让而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

活力持续于坚持政府“有进有退”

　　浙江经济发展之所以能较早借助市场“无形之手”，其原因之一还在于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始终坚持的“有为”与“无为”。
　　过去在温州，不少干部常用“无为而治”来形容他们的执政哲学。这种冒风险的“不作为”为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无限机会与空间，但随着国家诸多发展经济的政策进一步放宽与明确，“无为而治”的执政理念也开始受到挑战。在温州，政府就遇到了假货等产品质量的困扰、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缺乏、部分群众生活贫困等问题。政府的“作为”被逼迫出来，打击假冒企业，扶持优质产品；改革投融资体制，吸引民间资本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全市贫困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长期关注温州发展的学者马津龙说，温州同浙江省大多数地方一样，政府已经步入适度的“有为”与“无为”、有进有退的阶段。
　　浙江工商大学副校长张仁寿等人认为，党的十五大以来，浙江各级政府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有进有退”的灵活行事规则，在经济改革的实践中，对民营经济的发展积极鼓励而不加以限制，对集体经济注重创新而不墨守成规，对国有经济注重提高控制力而不单纯追求比重。在政府进退之间，行业协会、商会等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在经济舞台上。
　　调研资料显示，近20多年来，浙江省的政府在不断“瘦身”。政府规模缩小，直接使政府行为渐趋合理，“有限政府”、“效率政府”的形象已经确立。
　　民间的首创精神带来了市场化之路，而市场化之路又使政府自觉地实现职能转变，浙江经济的活力因此而持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