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30多所高校的调研,全国政协近日在政协常委会上公布了一份高校负债问题的报告。报告称,全国高校贷款总额已达2500亿元左右。从总体上看,高校凭借自身力量基本不可能在规定期限内偿还本金,“雪球有越滚越大之虞”。报告警示,目前部分高校已存在严重的财务风险,有可能引发社会风险。政协建议发行千亿教育国债解决2500亿高校贷款。 全国政协的这份报告,使得此前原本以为是遥不可及、危言耸听的“大学破产”寓言故事,变得越来越清晰。在这样一个现实境况之下,关于“债务危机”是否存在的各种争论,已经成了可笑的过眼云烟,而如何化解高校债务危机,正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公共命题。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有不同的制度路径可以选择,但如果用发行教育国债的方式让全民埋单,则无疑是一个“最劣选择”。 首先,正如有学者所言,如果此次中央政府出面“埋单”,必将激励各高校在今后做出更多非理性的决策与行为。而且,这种充满“父爱主义”的慷慨与溺爱,从长远看,只能让习惯于在溺爱中成长的高校,继续充当一个扶不起的刘阿斗的角色,而不可能真正“长大”。 其次,高校负债国债埋单“一笔勾销”式的制度路径选择,对于弊病的根治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填上这样一个“黑洞”而不试图在制度上有所改进,只能是饮鸩止渴。此黑洞的填平和债务危机的化解,不是终点,而很可能是下一个黑洞与债务危机的起点。 再次,高校负债通过教育国债埋单,其实是让全民间接替高校背了黑锅,这显然面临合法性危机,而且有损社会公平与正义。同时,这也是对于国债社会信用的一种伤害与透支。 笔者认为,众多高校屡屡步入债务泥潭“理财无方”的根源,在于大学教育行政化、官场化之累上。就像有人所说,大学本身隶属于庞大的行政体系,而大学校长则是由政府和教育部门委任的。大学领导如何更有效地彰显自己的业绩呢?“于是,许多校长像地方官员一样,争相大兴土木、追求短期数量的增长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与官员们热衷的形象工程有异曲同工之妙。”(2月16日《南风窗》)而事实上,现在各个地方一哄而上的“大学城”、网友自发提供信息评出“中国高校大门造价排行榜”中的天价豪华大门等就是“形象工程”的明证。 然而,作为“中国计划经济最后一座堡垒”的这种僵化的行政管理方式,已经与当前社会的整体转型越来越不合拍了。一方面,大学逐渐成为一个办学经营实体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另一方面,这个“实体”却没有办法交给一个具有成本意识、具有投入产出概念的“经营者”来经营,两方面出现严重“脱节”。而在国外一些优秀大学,“大学需要经营”的理念,已经成为自然的选择。校长是优秀的“经营者”,而不是行政官员和官僚。 正所谓绝处逢生,2000多亿的债务也使中国的大学站在一个转型的临界点上。在这个临界点上,全民埋单无疑是最简单、最不合理的路径选择。借助这样一个历史性机遇,涅槃和催生出“经营大学”的理念和价值观,让高校彻底走出行政保护,学会“经营”,开源节流,勤俭办学,才是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