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篇】
面对独特的监管难题必须健全监管机制，明晰监管职责，吴晓灵表示——银行监管也要降成本

　　■记者 宋璇　发自上海
　　完善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需要正确处理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层的关系，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之路
　　“真正实现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关键在银行公司治理的改革。”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出席在沪举行的“2007首届银行家高峰论坛”作出以上表示。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已取得显著成就，财务与治理结构上都有了改善，但关键的公司治理仍要深化进行。
　　吴晓灵认为，完善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需要正确处理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层的关系，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之路。
　　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也表示，公司治理是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关键。当前大型商有银行必须按照公司治理要求改革，建立起合理的股权结构，健全有效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机构及其议事规则，并使之真正发挥作用。
　　监事会代表公司股东和员工负责对董事会和管理人员进行监督；独立董事代表中小股东利益，必须占到上市公司的董事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的一半以上。此外，金融机构经营有很强的外部性，因此还有专门的监督机构对其进行审慎性监管。
　　吴晓灵说，在世界上同时设立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制度的国家恐怕只有中国。因此，国家控股的商业银行面临多方面的审计和监督，如何协调各个监督机构关系，减少重复工作，降低运行成本，促进公司高效运转，是商业银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问题。
　　她建议，在处理商业银行监督机构关系问题上应遵循两条原则：一是要解决好信息共享问题；二是要明确各个方面监督的目标和责任。
　　“所有监督的有效性来自于会计报表的真实性和公司经营活动记录的真实性。”吴晓灵认为，从法律上首先应该明确对会计报表的真实性负责的责任人，然后找一个对真实性进行审计监督的第三方，剩下的监督机构应该在此报表的基础上进行数据分析，监督机构有权对问题进行质疑、咨询，必要时进行现场检查，这样就可以避免多个机构，多次重复对所有经营活动进行审计，可以极大节省监督资源。
　　公司经营活动的记录也应该按照相关规定保存以备审查，尽量减少经营管理人员的临询，让他们能够有更多的时间进行经营活动，各监督方的监督目标也应该厘清，是为保护股东权益，还是为保护社会公众利益？如果是出于保护股东权益，更多的应该是从董事会层面解决问题。对金融机构的监督一般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来自于股权的监督，一方面是来自于社会公众的监督，监管机构应该认准自己的位置。
　　吴晓灵表示，在法制社会中，应该通过法律明确界定各个方面的目标和责任。不作为固然要承担法律责任，但是超越权限去作为，也不见得会产生好的效果。监管不到是不行的，监管过度也有可能会产生腐败。
　　股份制公司的优势是股东聘请专家进行经营管理，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因而在董事会拟定大政方针和监督下，应该给管理层充分的经营管理权。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应该是落实董事会对经营管理层的提名权，充分利用市场管理机制。遴选经营管理人才，在经营层形成良好的激励约束机制，在此前提上应该减少董事会对经营层日常运营的介入，以提高公司的营运效益。
　　“三会”制度是中国面临独特的问题，怎么样来妥善的处理这个问题，这是今后中国企业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蒋定之认为，“三会一层”（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和管理层）之间尚未形成畅通的信息沟通机制，有效的制衡关系和明晰的职责边界，这一系列问题都影响公司治理的完成。

【宏观篇】
就中国银行业所处的国内外宏观环境，吴敬琏指出——政府应与银行保持适当距离

　　政府支持银行业发展的最有效政策，应是建设有序竞争的市场，党政机关应当与银行保持适当距离
　　政府对银行业进行监管应是合规性监管，即对于银行业务活动是否违反法律和法规的监管
　　政府应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司法体系，以法律引导和法庭制裁，使失信行为受到威慑
　　■记者 张竞怡　发自上海
　　６月３０日，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首届银行家高峰论坛”上，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政府支持银行业发展的最有效政策，应是建设有序竞争的市场，党政机关应当与银行保持适当距离。
　　在吴敬琏看来，党政机关与银行应保持适当距离，而不是对银行的人事、机构和具体业务进行干预。他认为，近年来我国政府对银行业采取一系列的扶植性政策，如放宽对银行外汇业务的限制，保持较大的存贷利率差等，但还有一些重大举措需要研究和施行。
　　例如，从法律上说，我国对银行业仍然实行分业经营，但实际上这种格局已经难以维持了。外资银行和一些金融类控股公司，已经可以提供“金融超市”的服务。为让本土银行也能提供多样性金融服务，必须加快研究银行业混业经营和相关监管问题。
　　吴敬琏指出，前些年一些地方政府运用手中权力对银行施加影响，迫使其为自己指定的项目和关联企业贷款，留下一批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造成了当地经济发展过热，也埋下银行不良资产积累的隐患。
　　吴敬琏说：“将核对监管变为银行的一项具体业务，不利于银行的发展，今后对国内银行的监管也应当做到‘审慎有效’。”他认为，对银行业进行监管是合规性监管，即对于银行业务活动是否违反法律和法规的监管。然而有些监管行为例如信贷额度的控制等等超越合规性监管范围，变成了对银行企业活动的微观干预，这不利于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
　　除此以外，在银行业发展的经营环境和政策环境方面，吴敬琏还建议：一方面要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把经济增长建立在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另一方面，要建立可靠、有效的社会信用体系，扫除银行业发展的障碍。
　　吴敬琏指出，从短期的观点看，宏观经济管理当局——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已经采取一些措施来控制货币供应总量，并且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仅仅采取短期调控措施是不够的。和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相类似，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根源，在于靠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所以要稳定宏观经济，从根本上说，要靠转变增长方式，把经济增长建立在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的基础上。不能做表面文章，指望靠行政手段来平抑房价和消费物价的上涨和抑制资产泡沫。
　　在建立可靠、有效的社会信用体系问题上，吴敬琏指出，对于失信的惩戒必须在法制的基础上进行，因此严格的法律引导和法庭制裁，是使失信行为受到威慑和良好信用文化得以形成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有关社会信用体系的法律体系大体形成，但是司法体系还存在较大的缺陷。尤其是司法地方化，对社会信用体系的有效运转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必须尽快加以补救。

【未来篇】
创新路　中外资银行携手闯

　　中资银行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形势所迫，并且创新性不够，不少只是重复外资银行已有的产品和服务
　　外资银行通过与中资银行合作这种“创新”达到资源利用的效率最大化
　　■记者 张竞怡　发自上海
　　在日前举行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２００７首届银行家高峰论坛”上，业内人士指出，面对中国金融业中外资银行同台竞技的新形势，创新将成为中外资银行必然的战略选择。

中资银行需“自主”创新

　　作为一家中小型股份制银行，招商银行可以作为中资银行创新的典型。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指出，与国有银行比，招行网点少，规模小；与外资银行比，招行经验不足，在管理上也还有很大的差距。发展零售银行业务，招行原本并没有多大的竞争优势。但招行之所以能够在零售业务领域争得一席之地，就在于坚持在战略上主动求变，力求变得早一点、快一点及好一点。
　　“一卡通”是招行战略成功的第一站。1995年，招行根据国内个人银行业务发展潜力作出判断，在国内率先推出了第一个基于客户账号管理、基于本外币与定期储蓄于一体的借记卡——“一卡通”，引发了国内储蓄业务的大变革。这种创新让招行现在在银行卡业务上仍占据着优势。目前，招行发卡量超过4000万张，卡均存款余额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5倍。
　　不过，上海市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副主任方星海指出，虽然创新给中资银行带来了不少的业绩提升，近年来中资银行也不断推出一系列新产品。但这些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形势所迫，并且创新性不够，不少只是重复外资银行已有的产品和服务。从效果来看，对于留住现有客户具有一定的作用，但对于吸引新客户的作用则不明显。

外资银行在合作中创新

　　与中资银行相比，外资银行具有品牌声誉高、风险管理和创新能力强、营销手段先进等方面的优势，并且外资银行可依托母行混业经营的优势，推出结构性的金融产品。
　　不过，外资银行的劣势也显而易见，主要表现在营业网点少、人民币业务规模小和急需本土化的经营人才等方面。因此，针对自身的强弱项，目前外资银行把竞争的重点放在加紧业务扩张和网点布局。同时，突出自身优势，把市场拓展的重点放在优质个人和中资企业上。外资银行也没有照搬海外产品，而是根据中国客户需求进行创新。
　　外资银行很清楚自身的薄弱环节在短期内无法改变现状的情况，纷纷寻找合作伙伴，将一些后台的、事务性业务外包给中资机构，通过这样的“创新”，外资银行达到资源利用的效率最大化。
　　当然，外资银行的创新并不一帆风顺，也需冒着各种风险。高盛董事总经理胡祖六指出，外资银行在华的战略投资，既是一场盛宴，也有可能面临一个陷阱。他表示，当前中国金融服务的渗透力很低，无论是汽车信贷、消费信贷、房屋按揭等，比例都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还完全没有达到饱和程度，这都是外资银行的机会。但由于目前国内银行的治理结构不同，外资参与的难度较大，决策机制和程序非常复杂，还会面临文化方面的冲突，监管方面的审批层次多、利率没有自由化等又都是风险。
　　中外资银行的竞争已经白热化。在此背景之下，加快创新速度已经成为各方的共识。而如何将创新的质量提升上去，是中资银行不可避免的坎，也是必须迈过的坎。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外资银行对中国的银行改革会起到推动作用。但中外资银行想在同一片土地上耕耘事业，丰收业绩，创新是必由之路。
　　要想“与狼共舞”，必须练就十八般武艺

全能银行：中国银行业发展新选项？

　　■宋璇　发自上海
　　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银行业现阶段应当专注核心业务，而未来则可以树立发展成为全能银行的目标
　　国际上有众多的银行属于综合性金融结构，集投资银行、保险业务及资产管理于一身，而中国的银行目前主要以商业银行为主。面对“与狼共舞”的竞争态势，中国银行业应当如何与国际同行的竞争？
　　作为全能银行代表的摩根大通和零售及商业银行代表的桑坦德银行的发展经历或许能给我们很多的启示。

全能银行框架

　　在过去几年的中国银行业改革中，国有商业银行的财务状况得到极大改观，收入和利润稳健增长。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净资产回报率均达14％以上，股东应享税后利润最高达37.6％，核心资本充足率与世界前十大市值银行相比，均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但是，随着世界各大银行相继进入中国全面开展业务，中国银行业竞争态势业已形成。传统信贷需求下降、客户丢失、利润率降低、核心竞争能力下降、市场丢失已经成为中国银行业目前面临的风险，国内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亟需提高。
　　摩根大通银行一直以来都是国际全能银行的代表，摩根大通银行国际总裁Andrew Crockett在“２００７首届银行家高峰论坛”上介绍说，全能银行与商业银行的服务不同，它由六大业务组成，分别是投资银行、资产管理、资金和现金管理、私人银行、零售银行以及商业银行，每部分都有相应的管理团队与执行团队。
　　全能银行的优势在于业务分布覆盖了宽广的客户群，可以实现“协同增效”。以增加资本，改善收益稳定性。
　　不可避免的是，如此庞大的机构会面临许多的问题：人员组成复杂、部门间利益冲突以及文化差异，都是全能银行面临的挑战。

专业银行模式

　　“增长源于对核心业务和市场的关注”，这也许是中国银行业目前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西班牙桑坦德银行银行执行副总裁安浩德先生介绍了一个零售商业银行全球扩张的过程。
　　桑坦德银行在短短20年内由一家西班牙中型零售及商业银行发展成为全球零售银行的领军者。他们的增长战略就是开发具有竞争力的商业模式——以巩固本土市场的强大地位，开拓海外市场。
　　为巩固本土市场地位，运用技术支持来有效控制成本、保持严格的风险约束、坚持创新产品和服务成为桑坦德银行关注的重点。
　　桑坦德银行以收购作为其海外扩张的手段，但在收购中需要重点关注核心业务，发展核心业务的强大商业模式，把非核心领域的资本重新分配给核心业务，优化资产负债。此外，还利用本土特许经营模式，开拓其他业务领域，提供更多服务。

中国银行业的选择

　　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在发言中表示，中国银行业的战略转型是长期的，目前国内银行业最主要的任务是把握国内这个拥有增长速度最快的银行市场，为此国内银行正在进行内部改革与业务拓展。
　　针对银行业务结构落后的问题，业务模式变化、产品创新和机制创新、IT发展和支持、组织架构变化、管理基础设施建设、人才战略和培训、新的服务文化、国际化和战略投资者合作等一系列问题都是银行在内部根本改革中需要解决。
　　而在处理业务单一的问题上，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准备开拓新的竞争业务，比如投资银行业务、公司金融服务、消费金融服务等。
　　全能银行业务是银行业未来发展的目标，但就现阶段中国银行业来说，桑坦德银行的模式也许更值得借鉴。

首届银行家高峰论坛在上海召开

　　■ 记者 宋璇 张竞怡　发自上海
　　2007年，中国银行业迎来了极具历史意义的一年。按照入世协议的规定，中国金融市场在2006年底实现了全面开放。这为国内银行及一些入驻中国的大型外资银行带来了扩大业务和开拓新市场的宝贵机遇。
　　与此同时，无论是外资银行还是中资银行，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对外资银行而言，与中资银行站在同一起跑线后想要发力寻求突破，基础设施匮乏以及缺少熟知中国市场的人力资源，是无法回避的首要难题。而对于中资银行，如何在当前的形势下，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现有体制与创新流程之间的矛盾，也考验着各方面的智慧。
　　在国内金融业日益开放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竞争中，中国银行业改革究竟路在何方？在中外资银行同台竞技的新形势下，政府如何以科学的监管为银行业发展提供坚实后盾？中外资银行自身又该以何展望未来新格局？
　　在此背景下，2007年首届银行家高峰论坛于6月30日在上海浦东召开。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吴敬琏、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Stephen Roach、高盛亚太区董事总经理胡祖六、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交通银行行长李军等就中国银行业的前景和改革等话题，发表精彩演讲，为银行业发展出谋划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