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社科院人口所发布了2007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8：刘易斯转折点及其政策挑战》。此报告鲜明地指出，近年来，随着农村劳动力不断向非农产业的不断转移，中国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供求矛盾突出。调查显示，3/4的村已无青壮年劳动力可转移，青壮年劳动力的短缺现象正在由沿海向内地蔓延。在我看来，这恰恰是我们发展崛起的一种良好信号。一旦跨过这一“转折点”，我们将真正拥有长期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和技术创新能力。
　　在经济发展初期，依靠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和有利的国际贸易环境，或许就能获得较高的GDP增长率，但这一现象是短暂的，并不能维持多久。要想获得绝对的强大崛起，就需要有长期的高经济增长率，而这种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关键还在于有一套良好的社会基础设施和技术创新能力。尽管经济学家对这些社会基础设施和技术创新能力的形成机理还不甚明了，甚至还存在很大的冲突和争议，但他们对这些创新能力形成过程中人力资本的重要性还是有一定共识的。如果离开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激励，要想获得持续经济增长的社会基础设施和技术创新能力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阿瑟·刘易斯在上世纪50年代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数据进行详细的统计分析，他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大多数国家的发展都要经历一个二元经济蜕变的发展过程。其中，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为工业化提供低廉的劳动力，工资增长较慢，雇佣关系不利于劳动者，城乡收入差距持续保持，但从动态的经济发展逻辑来看，这个过程将一直持续到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短缺，增长方式最终会实现一个质的飞跃，从而真正进入现代化的经济增长阶段。因此，经济学家通常就把这一转折点叫成“刘易斯转折点”。
　　很显然，一旦突破这一点，那么也意味着以前依靠城乡差距所产生“中国制造”的廉价劳动力优势行将逝去。中国接下去的经济增长，也就随之进入一个高工资、高效率的崛起时代。而这种高工资将会使政府、企业以及个人的行为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政府必须转变原有的经济发展理念，从劳动密集型转变到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企业会迫于利润压力，不断提高生产技术能力和管理水平，以节约以往企业运转过程造成的大量劳动力浪费，此时的技术创新将不是被动的引进，而是直接参与国际竞争的主动需要；而对于个人，随着工资薪酬的不断提高，也将不断提高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不足问题。这样，我们也在市场中解决了我国尽管不断增加教育投资，但始终对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顽疾。同时，中国崛起的民族自信心也随之真正形成。
　　1979年，刘易斯本人凭借这些创新性贡献，成为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黑人经济学家。当劳动力变得昂贵的时候，或者说资本不再稀缺的时候，这个国家才算真正地崛起。如果我们坚持这一信念，现今中国劳动力短缺所带来的大国崛起应该为时不远了。

(作者为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