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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经过记者证实成都重庆已被确定为中国第三四个“新特区”。成都重庆这是继上海浦东、天津滨海之后成为我国的第三四个“新特区”。
之前年初有媒体消息称，广州、广西，武汉、沈阳、成都等多个城市都提出申请，“新特区”的争夺战进行得非常激烈。第三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将花落谁家，成为今春“两会”的一个热点，从目前来看，尚无法确定除了成都重庆市外其他城市是不是有机会入选下一次“新特区”的城市。不过既然我国已经勇敢迈开了探索新体制的这一步，前景就不容怀疑！
来自一份中新社的报道说，新特区全称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名词最先正式出自于温家宝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四大经济区域的协调发展提到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度。今年“两会”上，来自湖北的38名全国政协委员和42名全国人大代表分别递交提案和议案，吁请国家在武汉设立国家第三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中部地区体制机制创新积累经验；湖南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提出建议，将长株潭(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设立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担当引领中部崛起的重任；来自辽宁省的全国人大代表提交给大会一份名为“关于请求国家支持沈阳沈西工业走廊开发建设的建议”，核心内容是请国家批准这一区域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海南特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则干脆吁请国务院将海南列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其实特区对于中国人并不陌生，但由于改革开放和每个时期国情的特殊，我国特区的建立走过了两个阶段，前面主要是以深圳和香港等为代表的旧特区，即使如此旧特区之中也有显著差别，如深圳等特区是为中央政府探索改革开放初期新思路的单纯经济特区，而香港包括澳门等特区完全是政治经济文化一体的一国两制的高度自治特区。意义与实质显然不同。这次第三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许多专家看来就是“新特区”，其意义可以与改革开放初期设立的深圳等经济特区相比。但是，与老特区的本质区别在于，“新特区”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确立的背景下建立，是旧特区的一种改革体制的延伸，相同的是完善这种经济模式也需新的试验探索。事实上，近些年地区以及城乡之间发展不均衡现象和贫富差异越来越大，已经引起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对于地方上而言，他们纷纷加入到剧烈的新特区名单竞争中也表明一些落后地区以及省份强烈的谋求发展的刚性需求。从政治层面上看，新特区的风生水起是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特殊条件下谋求的一种执政理念与方针的转变。
不可否认，以前建立的沿海开发城市经济特区对于小平同志所倡导的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发挥了一定的历史作用，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地大物博，各地区气候多样，情况千变万化，长期在中央政府大一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下必然要损害地方的个性和自主创造力，有人惊呼中国城市之间几乎都是一个模式，城市的国际经济文化竞争力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往往显得单薄，此外，这种因为当初得到优惠政策如沐改革春风，首先迅速发展起来的经济特区事实上却一直是在靠掠夺贫穷地区的人力，资金以及自然资源来继续它们的茁壮成长，这是以胡锦涛总书记所倡导的和谐社会所不能够纵容的，于是为了阻止东西部等地区之间发展进一步差距扩大，客观现实要求中央以“试验”的名义向地方让渡了中央的部分职权，使地方能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中拥有更大的自主权。从经济层面上看，新特区的应运而生不仅是深化改革的国情所需要的，而且也是缩小地区贫富差距和纠正旧特区长期以来掠夺落后地区的“一枝独秀”偏颇的需要。无论新旧特区都是锐意改革，打破老古板条条框框的新产物。它们都值得肯定。
自主权是中国现代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也是关系到各个地区均衡发展的最大保证，一个城市有没有这样那样的经济自主权就决定了他的发展潜力会不会受到束缚，计划经济时代，曾经地方上为了争取发展空间只有通过行政升级来达到谋求特权的目的，比如县升市级市，市升省辖市，省升中央直辖市，上海，北京，天津成为中国中央第一次直辖市，包括后来的重庆也从四川省分离开来成为第四位中央直辖市，这些直辖市升级后一般管的地方多了，和特区的不同在于它们争取到是的掠夺级别小的城市的特权，是中央赋予的向下延伸的权力，当然水涨船高，自主权相应多了些，但不是很多。特区最大标志不是那些特权多了，而是自主权比直辖市要大得多，是中央特权对地方一种大规模的放权，一般特区建立后还是原来的地盘与人马，可是政策灵活性与主动权却显著提高，一上一下之间差别十万八千里，为此建立更加多的特区更加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地区改革均衡发展需要，适合千变万化的条件各异的地区自主发展需要。
正像6月7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的通知上要求的那样：成都市和重庆市要从实际出发，根据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要求，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并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大胆创新，尽快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推动全国深化改革，实现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有关人士认为，国务院批准在成渝两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国家推动中西部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国家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举措，意义极其重大。这其实也凸显出来党中央执政理念的进一步转变，毋庸讳言，特权是人治和官僚的孪生兄妹，而放开地方的管理自主权才是民主政治的最大特征，过去邓小平同志早在几十年前面就喊出来了解放生产力的口号，深刻认识到落后的经济是由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的，为此当时我们各级政府深明大义逐步对国有企业减政放权，开放搞活了经济，奠定了我国改革发展的基础。如今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加大对地方自主权放开的探索，则表明党中央与时俱进的改革决心与理念。相信把执政为民，立党为公这一执政理念具体化，细节化一定能够受到党内外群众一致拥护！
我认为在中央新特区实验成熟后，不妨把中国所有省级城市特区化，简政放权成为大势所趋，像不久前民间呼声很大的逐渐取消地级市的行政改革方案就有很大实施优势，省直管县与新特区建设结合起来，相辅相成，定然能够探索出来一个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积极的改革发展新路子，加强体制的创新与前瞻无疑是今后中国经济腾飞和规避经济危机风险的一剂良方，我们期待着这样的探索能够更加大胆和幅度快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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