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举行的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汇率问题仍是焦点。人民币币值该不该升？利害攸关，政府当然要慎之又慎。面对美国的压力，央行行长周小川回应：中国已尽力而为。而吴仪副总理表态，人民币大幅升值会对中国经济带来负面冲击。大实话，说得好，应该为文支持。
　　美国希望人民币升值，说来说去，摆得上桌的理由就是美中贸易持续逆差。不否认，美国是有逆差，但减少逆差，难道就得要人民币升值？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闻名天下，美国人不会不懂。劳力低廉是中国的比较优势，美国的比较优势在高科技，只要加多高科技出口，互通有无，中美便是双赢。可惜美国扬短避长，用劳动密集产品与中国拼，棋输一着，贸易怎能不逆差？
　　其实，美国想扭转贸易逆差易如反掌。多年来，中国敞开国门，一直以市场换技术，蹊跷的是，美国不肯调整出口结构，却反逼人民币升值，为什么？再有，人民币升值，中国产品在美国涨价，美国消费者就得多花钱，世上哪有这样的买家，拒绝物美价廉，而硬逼商家卖高价。表面看，似乎情理不通，但想深一层，醉翁之意不在酒，背后一定另有隐情。
　　看看20多年前的日本吧。当年日美贸易，日本也是连年顺差。到1985年，美国做东摆鸿门宴，邀请英、德、日、法四国财长到纽约广场饭店开会，中心议题，就是敦促日元升值，尽管日本不乐意，但迫于美国的政治军事压力，有苦难言，只得就范。广场协议前，美元对日元的比价是1：240，1988年升至1：120，而到1995年，又升至1：79，短短10年，日元升了3倍。
　　日元升值的后果有目共睹。出口受阻不必说，日本企业为避开升值打击更纷纷转向境外，导致产业空心化。自此，日本经济开始了10年的衰退。更严重的是，日元大幅升值，还在汇市上给了美国人可乘之机。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美国财团在1985年用1亿美元兑换了240亿日元，等到1988年，日元升值1倍，那么用240亿日元就可换回2亿美元。不计利息，仅在汇市一个来回，三年赚一倍，而日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财富被美国掠走。
　　日本是前车之鉴，我们怎可重蹈覆辙？在前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上，欧元之父蒙代尔振聋发聩，指出人民币大幅升值是灾难性想法，那是让中国经济自杀。他细数人民币升值之弊，达12条之多。蒙代尔是经济学大师，判断不会错。问题是，货币问题错综复杂，政府该如何取舍才能趋利避害？
　　经济学说，资本自由流动、政府自由发钞权和汇率稳定，三者之中，最多只能取其二，不可同时兼得。假如一国要有自由发钞权，又要保持汇率稳定，那么就得限制资本流动。反之，选择了汇率稳定，同时允许资本流动，政府就不得自由发钞。显然，对中国而言，不可能限制资本流动，因为我们不可能闭关锁国，要稳定汇率，唯一办法是限制政府发钞权。由此带出的困难是，由于中国外贸持续顺差，外储过万亿，加上国际游资的涌入，外汇供大于求，本币必有升值压力，为了减压，央行不得已，只好被动地发行本币。可这样做，国内流动性会过剩，通胀势难避免。为了控通胀，政府别无选择，必须回头压流动性。麻烦在于，压流动性虽可治通胀，但同时会推高币值，汇率又稳不住。
　　这正是我们的难题。按下葫芦起来瓢，怎么办？国内学者主流的观点是压缩流动性，但我以为，在稳定汇率与控制通胀之间，应先稳定汇率。尽管通胀会危害经济，需要警惕，但相比汇率上升，危害要小得多。何况在当前情况下，保持适度通胀不一定是坏事。
　　当下中美贸易摩擦，说到底是我们的产品在美国市场卖得便宜。如果稳定汇率而保持适度通胀，国内价格上涨，出口价格则水涨船高，这样一来，既可堵住美国的嘴，又可避开人民币升值的冲击。与此同时，出口价格上涨，还会促使国内企业从价格竞争转向质量竞争，从而带动技术升级与产业转型。
　　从国内经济看，中国经济要持续高增长，一个前提，就是扩大消费。中国人口多，消费潜力大，关键是如何去拉动。比如，消费者有个普遍的心理，买涨不买跌。物价看涨，人们就抢购；物价看跌，便持币观望。由此推，政府要拉动消费，适度通胀就不失为一个办法。这几年房地产热销不退，其中重要原因，就是房价看涨。
　　当然，这并不是说可以放任通胀。凡事皆有度，物极必反，通胀过高，也会给经济造成致命打击。所以要提醒的是，政府可以利用通胀，但必须调控有度，而且即使是适度的通胀，政府也得有补台的措施，至少有两点，一是提高社保标准；二是加息。前者可保护弱势群体，后者可维护储户的利益。
　　再说一遍，面对汇率上升与通胀，我选通胀，并非我赞成通胀，而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好比破财与丢命，很多人选破财，并非人们喜欢破财，而是丢命的代价更大。

（作者王东京系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