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的幼年（1930-1934）：幼年丧父母亲再嫁，新潮母亲内外兼顾
我的幼年（1963-1970）：南长街的前前后后，幼儿园的里里外外

幼儿吴敬琏	我满一周岁

母亲再嫁

　　在吴敬琏的幼年生活里，家里的另外一个变故发生在他3岁那年。1933年１月，他母亲再嫁。继父是生父的朋友兼《新民报》的合伙人，名叫陈铭德。那年他母亲26岁，陈铭德36 岁。
　　陈铭德可能是在替亡友关心遗孀时，才开始比较频繁地接触邓季惺，然后产生爱意的，也有可能是以前就已经认识并且对她早有好感了。陈铭德比吴竹似和邓季惺年长10岁，是个已有家室的人。吴竹似1931年7月去世，同年8月陈铭德就解除了他的婚姻。可能是他在为有资格追求邓季惺做准备吧。但是他对这份爱情的追求，虽然不可说比他一生对独立办报和新闻自由的追求还要更艰难，却也是一个不屈不挠和委曲求全的历程。
　　有一说是我奶奶答应跟陈铭德结婚那一次，是在他跪求三日之后。像这种道听途说，在我长大的那个避谈家史的年代里，是很难从家里大人嘴里得到肯定或否定的，一般他们都会环顾左右而言它。偶尔有个道听途说，也多半是来自我的那些表哥表姐。
　　大概是1982年吧，我和二表姐跟爷爷（陈铭德）和奶奶在北戴河度假，住的是一个里外套间。一天夜里，我们表姐妹躺在床上聊天，到了深夜，想必两位老人都已入睡，我们的话题就越发地天南海北了。
　　那天夜里表姐告诉我说，姓陈的爷爷当年曾给奶奶下跪求婚三日。没想到爷爷并未睡着，他的听觉又很好，第二天早上自己说他听见我们议论他了。但他完全不辟谣，只是说：“你们哪里有那么多话？”这是不是说明他默认了此事？可能吧。

我爷爷和奶奶1933的婚礼很别致

　　可是，陈铭德和邓季惺当年的婚姻关系中有另一折，不但证据确凿，而且还相当闻名呢。那就是邓季惺给陈铭德的约法三章：（1）婚后邓季惺将继续姓邓；（2）她的三个孩子将继续姓吴；（3）婚后实行分别财产制。也就是说，邓季惺不会因再嫁而失去对娘家财产和前夫遗产的控制权。1933年1月，陈铭德和邓季惺在北平市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礼堂举行了结婚典礼。婚礼上，他们以交换一对刻着“海枯石烂，永不相忘”的石章来彼此表明坚定的爱情。然而这个婚礼最特别的地方是，每位来宾们都得到了一张粉红色的卡片，上面庄严地印着一份新郎新娘联合署名的协议，即上面所说的“约法三章”。
　　这样有着极鲜明女权倾向的做法，在当时如果不是空前至少也是超前的，给不少人包括周恩来在内，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解放后一次妇女领袖向周恩来反映郭沫若再婚后对待他的前妻安娜的态度时，周恩来引述陈邓的婚事，巧妙地把问题绕开了，他说：你看人家陈铭德和邓季惺，财产在谁手里，谁就有地位。
　　邓季惺约法三章的动机是两层的：一层是她对男女平等的强烈渴望促使她在第二次婚姻中为自己重新定位，另一层的考虑当然就是她那三个吴姓的孩子。另外，从写协议并将其公之于众的做法，也可略见邓季惺的律师潜质。
　　另外还有一些事情，大概可以称作是没有写进“协议书”的协议吧，比如，吴家的三个孩子不对陈铭德称父亲，也就是说，邓季惺虽然自己又找到了一个人生伴侣，却无意给孩子们找一个继父；陈铭德和前妻生有一儿一女，离婚时儿子判给了母亲，女儿判给了父亲。邓季惺自26岁嫁给陈铭德后，因为宫外孕做了手术就没再生育；邓季惺的朋友们称她为“邓先生” 而非“陈太太”，朋友的孩子们都称她“邓伯母”而不称 “陈伯母”。这一切都表明邓季惺当初是多么地理性、带着对自己、对孩子都负责任的态度走进这个婚姻的。然而这场婚姻，最终在一个风云多变的世界里天长地久地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之久，直到邓陈二人先后告别人世。谁说牢固的爱情不需要理智，而理智的婚姻就不可能是天设地造呢？
　　吴敬琏虽然在三岁之内就经历了母亲的丧夫和再嫁，但是因为有能干的母亲做方方面面的打理，他的童年生活却没有因此受到很大冲击。和两个姐姐一样，他称陈铭德为“伯伯”，这个称呼一生没变过，虽然后来他们在跟别人谈起陈铭德时，都会说“我继父”。伯伯虽然和他们住在一起，却不大参与家里的内政管理。这个家的总经理一直是母亲。母亲，也是他们三姐弟生活中稳定的主线。
　　1933年夏天，邓季惺从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毕业照片上这个身穿着学士服的26岁年轻女人，真是集青春、美丽和智慧于一身啊！

法律学士邓季惺（1933年）

回到南京

　　拿到法学位之后，邓季惺和丈夫陈铭德一起把家迁回了南京。一到南京，邓季惺就开始为自己的家盖房子。这以后成为邓季惺的一个习惯，每次搬一个地方，她总是要先把家安置在自己盖的房子里。她偏好结构合理的西式花园楼房，而且总是在大书房后面设置一间小书房，也就是给孩子们的儿童活动室，她总是尽一切可能给孩子们安排最好的生活条件和学习条件。另外，盖房也体现了她的善于经营。除了1933年在南京，后来1939年在重庆，1943年在成都都有她盖的房子，最后是解放后在北京盖的，也就是我出生时住的南长街那一幢。
　　1933年前后的南京，城西北原是一片荒地，新近成为国民政府首都的市政府把它计划成每户占地一亩左右的新住宅区。银行给贷款，鼓励一些人买地盖 房。邓陈一家的房子在现在南京的北京西路，上下两层。有意选得大一些，一半自己居住，一半出租给别人。这幢房子当时还被当作“中国中产阶级的居住模式”，接待过美国参观者。新婚燕尔的邓季惺和陈铭德为这幢房子取一个充满恩爱之意的、浪漫的名字，叫“鹣庐”。
　　邓季惺管家就像管理企业一样，一切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运作有序。精力旺盛的她不但亲自参与设计和建筑家址，还亲自为家里雇了能干的保姆，为孩子们找最好的学校，又请来各方面的家教 ——从国文到游泳，面面俱到。家无后顾之忧，她便可以勇往直前地去做她的职业女性、做她的社会改革家了。
　　我爸爸吴敬琏就是在这样一位母亲的爱护和“管理”下度过了他的幼年。

我的幼年

　　虽然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时代，我的幼年和爸爸一样，充满了社会和家庭的变故。但是我对自己的幼年，三岁之前的事已经没有什么完整的记忆，仅有的不过是三两个片断和画面而已。

南长街

　　北京刚解放的时候，我奶奶在中山公园西墙外买了一块地，盖了一幢300多平方米的三层洋楼，我们一家人住在那里，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后被迫搬出。我对整幢楼的样子和楼里的结构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在那里面的生活片断，想起来也像梦幻一般。
　　记得好像是我坐在高凳子上被人喂饭，不知怎么从凳子上摔了下来，当时衣服上别着一串毛主席像章，最上面的那个好像是五角形的，扎进了下巴。我完全不记得疼了，只记得大人们一阵慌乱，有人把一摞纸放在我的下巴上，让我自己摁着。然后就被保姆李妈背着，就沿着我们家外的灰砖院墙在街上跑，后来到医院大夫给下巴上缝了好几针的事就不记得了，但是现在那个疤还在。
　　还有一个零碎的画面，是在南长街那个家的客厅里。感觉上，我很小而房间很大，还有一大排椅子。好多陌生人很喧闹地往里走，爷爷迎着他们走过去，然后站在他们对面好像在说话。不知为什么就记住了这个画面。然而这个画面，大概也可算作是我们全家对南长街那个家的集体最后记忆吧，因为不久之后我们全都离开了那里，从此结束了大家庭的生活。当我再次回到那个院子，迈进那幢楼房时，已经是整整40年后的事了。
　　我记忆里那些吵吵闹闹冲进家里来的陌生人，后来才知道是来抄家的红卫兵。妈妈说，那天红卫兵用墨汁在我脸上画了个猫脸，还指着我叫“资本家的狗崽子”。爷爷一直好言好语地对他们说，“抄家可以，但是不要这样对待小孩子”。
　　南长街的家被大抄特抄一通之后，爷爷奶奶在那儿住不下去了，搬进了他们的老朋友龙云夫人家空置的一套三室一厅的单元房。爸爸妈妈已经在北京师范大学筒子楼里一间13 平米的玻璃房里安了家。三岁的我被送进了中国科学院的幼儿园，上全托。

我和妹妹在文革即将开始的时候（1966）

　　那一切的大变动，在我并无记忆，只是长大后听大人们说而已。听说的时候，我也很麻木，没什么感觉。 只是有时候纳闷：狗崽子，为什么给画猫脸，嗯？

幼儿园

　　我对童年真正的记忆，最初都是跟幼儿园有关的。估计那时我四、五岁，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
　　记得有一次爸爸从幼儿园接了我，把我放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带着骑。我睡着了，等到了家被抱下来的时候，才感到脚腕剧疼，原来脚腕内侧的一块皮已经被车轮旋下来了。
　　还记得有一次爸爸把我接回“玻璃房”的时候，他走在前面，见到妈妈就对她说：“我给你带回来了一位小客人，你看是谁！”妈妈看见了爸爸身后的我，高兴地说：“是大头回来啦。” 然后拍拍我的头又说：“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过了一会儿，当爸爸妈妈在那小小的房间里忙着准备晚饭的时候，躺在床上的我突然鹦鹉学舌般地唱起来：“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 逗得爸爸妈妈一阵大笑。
　　回家的时候毕竟是短暂的。那时候的全托是一个星期里有六个整天都住在幼儿园。在幼儿园里，我是孩子王，经常领着孩子们唱歌跳舞，帮老师管自己班的小朋友不说，还被老师派到别的班上去“工作”。每次到我妹妹的小班去发书，都发给她一本我们自己家里带来的书。直到今天，一提起这事，我妹妹还埋怨我，说她当年很希望看一本别的什么书，可我就是认准了只给她那本自己家里带来的。这说明，我虽然像个小大人儿似地管着事儿，但思维方式却是典型的五岁孩子：妹妹是我们家的，那本书是自己家的，所以她和它就应该分在一起。不过，我看我妹妹还是没资格抱怨，因为她是走我这个“后门”才进的科学院幼儿园。
　　从前面的描述你可能已经看出来了，我在我们幼儿园可以算是个“名人儿”。但你大概还不知道我们幼儿园的文艺节目演出全指望我挑大梁，每当“五一”、“六一”、“十一”等有大型庆祝活动的场合，我要是有个伤风感冒什么的，症状准是我们老师头疼。比如有一次国庆节的晚上，北京市海淀区幼儿园在中关村汇演，我们幼儿园一共有六个节目，我就是扁桃腺发着炎还在五个节目里又唱又跳。第六个是男生小合唱。
　　等我妹妹到了上全托的年龄，科学院幼儿园正好没有招生名额。我妈妈原来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幼儿园园长，但是因为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不让我们上她的幼儿园。为了让妹妹也能进社科院幼儿园，我妈带了妹妹去接我，让老师和院长都知道她跟我的“裙带关系”。就这样，妹妹借着我的光进了科学院幼儿园。不过，据我所知，妹妹入园后并没有在文娱活动方面做出什么“突出贡献” 。但话又说回来，她也从没有做出过在半夜里趁值班老师睡了，带领小朋友们起床将柜子里的瓜子花生洗劫一空这一类坏事。
　　那晚，我站在床上做总指挥，分派这几个小朋友去看门、那几个小朋友去开仓（柜）放粮（花生瓜子），然后就在寝室里开起了派对。最终，当然是被值班老师抓个正着。大概是我闹得太出格了，第二天一早我妈就被传到了现场。我站在那儿，看老师跟妈妈描述我昨晚的作为，心里直打鼓，不知道将要受到怎样的惩罚。结果，老师说了半天，完了，就听我妈妈轻言轻语地说了一句：“晓莲这孩子是比较活跃的。”
　　后来我多次发现，妈妈虽然有时管我和妹妹管得不合时宜的严格，尤其是“克己”和“让人”这些方面。然而一旦当我真的犯了大错特错，也就是说，连我自己都知道自己错了的时候，她的处理反倒轻如鸿毛了。不知她的这种不火上浇油的做法是否出自某条教育学理论，还是出自简单的于心不忍。我纳闷过，也想过要直接问问她，可就是一直没顾得上。可能是因为她的思维和办事方式中让我觉得不可理喻的地方太多的缘故吧。
　　从1967年初到1970年底，当我在幼儿园里又唱又跳地当着孩子王的时候，全然不知举世闻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中国轰轰烈烈地进行着，而且也正在我家人们的身上轰轰烈烈地进行着。我爸爸身处中国科学院这个知识分子的聚集地，他经历了一个从努力说服自己、改造自己去适应和积极参加这场运动，到对幕后的权力斗争逐渐有了清醒认识的过程。
　　我妈妈因为有幼儿园园长那么个官职，被扣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帽子。哦不，她并没有真的被扣上帽子。相反，假如当时可能的话，我妈妈倒说不定会请求那些批斗她的造反派们给她一顶帽子戴。那些人给我妈妈剃了个阴阳头，然后押着光着半边头的她在师大校园里游斗。被斗完回到家，她才给自己带上一顶帽子，以遮挡那阴阳头所代表的人身侮辱，然后再去幼儿园扫院子、打扫卫生。

“革命小战士”与妈妈和妹妹合影于1970年

　　然而，我父母在那动荡年代里的严峻经历，跟我毫无分享。虽然从照片上看，那时的我是绝对的不爱红装爱武装，而且每张照片里不是举着毛主席语录就是握着冲锋枪，一副十足的“革命小小将”的架势，事实上，幼年的我基本上是生活在那个革命大漩涡的平行面。
　　一如幼年时的我爸爸，对长辈们所经历的生死离别和悲欢离合，浑然无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