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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临终前嘱咐吴敬琏“守机待时”，但是至于什么时候“机”才会出现，当时他们两人心里都没底。顾准走了两年之后，这个“机”竟奇迹般地真的被“待”来了。
1976年10月的一天，吴敬琏推着自行车在大街上走着，得知“四人帮”被逮捕了。那年12月，他参加了由他的老师于光远发起的如何在经济学界“拨乱反正”的策划，从那时起，以致整个70年代后期，是吴敬琏发表文章的高产期。他在“文革”后期所读的书、所做的探讨和思考一下子有了出口，于是他就不分白天黑夜地写呀写。
吴敬琏的写作，多数是在我们在北师大的家进行的。那时我们一家四口人仍旧住在大筒子楼里那个14平米的房间里，房里的全部家当是：爸爸妈妈的双人床，我和妹妹的上下铺，一张书桌，一张饭桌，两张桌子间夹着钢琴，铺边一只五抽柜，两只木凳，两只折叠凳，一把椅子，和一个小马扎一样的用来半蹲半坐的东西。1976年后，我和妹妹开始学习文化啦！从那时起，我们每天放学回家后就‘霸占’了家里的两张桌子。我爸爸写作的固定位置是双人床的床沿边，他在床上垫了一块三合板做的象棋棋盘，稿纸放在上面，人半蹲坐在那个马扎上，勾着头在那里写，写出了一批按当时的标准来看很有深度的文章，也写出了严重的颈椎病。（最近听人说我爸在中欧工商管理学院讲课时，突发心脏病送医院抢救，其实还是他那严重的颈椎病，在面对着学生们时突然转头用激光笔指背后的投影时引发了晕厥。）奶奶最心疼他，当时她就跟我说：“你爸爸整天在那儿爬格子，脖子都要爬断了”
。
当然，我和妹妹也不总是占着桌子学习，因为我们每天不得不练琴。她拉小提琴，我弹钢琴，居然常常在同一时间里各练各的，杀鸡宰鸭一般。可我的父母就是情愿把他们自己沉浸在如此噪音之中，还是坚持要我们学琴练琴。而爸爸的脑子不知是什么特殊的脑子，耳朵和神经受着那样的刺激，思想居然还可以源源不断地由一支圆珠笔转变成有力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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