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劳动节，一个全新的词语进入人们的视野———过劳模：平均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基本没有休息日，睡眠不足、三餐不定……他们的工作强度可能比“劳模”有过之而无不及。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对北京、上海等四大城市的调查，已经有7成白领成为“过劳模”（5月8日《北京晨报》）。

    无疑，“过劳模”是“过劳死”的前奏，7成白领成为“过劳模”的事实，足以让我们对白领的健康问题忧心忡忡。但问题是，除了白领之外，还有多少普通劳动者或者说不为专家所关注的职业群体，存在着“纯度”更高的“过劳模”现象？遗憾的是，调查数据指向的仅仅是白领这一精英职业群体，似乎“过劳”是一种“富贵病”。
    不是没有这样的先例，在去年“过劳死”问题学术研讨会上，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刘漪曾认为，公安、IT、文化演艺、国家公务员成为“过劳死”的高发区，他也同样将“过劳”问题仅仅视为部分精英群体的“职业病”。
    即便是普通人通过常识和常理都能推断出的结论，相信长期从事专项研究的专家不会不明就里。但不少专家简单地将应当为普通劳动者所“共享”的“过劳病”，仅仅“赋予”部分精英群体，症结就在于研究者的视角和研究定位的问题。毫无疑问，一个狭隘的研究视角，会让一个本来普遍存在的问题被“矮化”为“特殊问题”。
    如果说预防和杜绝劳动者的“过劳”现象，是保护劳动者进而尊重每个个体身体健康和生命权的宏大命题，那么，所有可能存在“过劳”现象的劳动者在调查数据中都应被一视同仁，而不能存在厚此薄彼的主观倾向，至多存在区分那些“过劳”问题高发职业进而“区别对待”的问题。但在调查对象上的“事前筛选”，会让调查结果成为保护部分群体的依据时，也会成为忽视更多人健康保护的渊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