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劳动节，一个全新的词语进入人们的视野——“过劳模”。平均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基本没有休息日，睡眠不足、三餐不定……他们的工作强度可能比“劳模”有过之而无不及。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四大城市进行的调查，已经有七成白领成为“过劳模”。
“过劳模”一词虽新鲜，但“过劳者”的工作和生命状态却并不新鲜。近几年来，甚至还可以追溯得更远一些，因过劳而致死的事例不时见诸公众的视野。
历史地看，“过劳”是分工愈益细密、竞争高度激烈的现代社会所付出的必然代价，在生产力水平普遍低下的时代，并不存在“过劳”一说。比如，欧美人类学家曾对非洲某原始部落观察发现，他们每天的工作时间大约在2-3个小时，其余时间用于喝啤酒、唱歌跳舞等娱乐活动。虽然“过劳”是现代社会的某种生活代价和若即若离的阴影，但预防或最大限度的控制“过劳”却完全有可能。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亚洲的日本、韩国等国社会，都经历过“过劳”的阶段，只是如今他们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重视并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预防或控制“过劳”的制度和技术体系。
我国目前正在向现代化和城市化过度，转型时期，发展和竞争的压力空前加剧，因此，“过劳”对于我国而言是“老问题、新情况”。伴随着这种新情况的，则是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以及各种“过劳”统计的层出不穷。然而，大多数统计似乎显示出，容易“过劳”的是高学历、高收入、高职位者，或者一些行业领域的白领、骨干、精英们；留给人们的印象是，“过劳”仿佛是一种“精英病”。北京师范大学的这次调查，不过是再一次加深了这种印象。
固然，从事脑力劳动的社会精英分子，因其有着更多的资源和更高的话语分贝，且“过劳”并不明显表现为肉体的损伤，从而更容易获得社会的普遍关注。然而，依据“过劳”的公认标准，或者即凭经验也可以想见，最基层的体力劳动者比如工厂的工人，同样(甚至更容易)会成为“过劳”者。在许多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居多、把“人力资源众多且廉价”作为竞争优势以自居的现实语境中，统计一下工厂、企业或商业、服务业的从业者有几成的“过劳模”，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然而，“过劳”统计长期对焦于“三高”、白领，不能不令人遗憾。如果某一天，我们完成转型、步入发达之后，返身搜检、查阅，发现底层、体力劳动者的“过劳”的数据、资料“不可靠”，并非危言耸听。
实际上，我们还不难发现，白领、“三高”们的“过劳”是一种有选择、为寻求更好生活的过劳，退而求其次，他们的生存绝不会是问题；而常被忽视的那些群体的“过劳”，往往是没有选择的、为生存的“过劳”。如果有关“过劳”的统计和忧思还热衷在某个小圈子里打转，这不说是有害的，至少是一种矫情。“过劳模”，应该是关于每一个劳动者的生命和权利的现实问题，对它的调查、预防和控制也不应有所遮蔽、偏倚，别让“过劳模”生出两样的感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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