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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崇文区革新西里居委会在小区附近的人行道上画了一条白线，在线内，小摊贩可以卖菜。居委会与小摊贩约法三章：要求摊贩们成立自治会自我约束。自治会条例中明确要求摊贩负责周围卫生等，摊贩如有违约，摆摊资格将可能被取消。但这种社区商贩自治尝试最终因为城管的不支持而不了了之。
这是一次不起眼的改革，但能感觉到其中蕴含的一种勃勃生机———最基层的民众和组织，出于对利益追求的本能和利益共赢的理性，开始自觉地寻找市民与摊贩和谐共处之路。尽管在城管的不认可下，民间的创新夭折了，可是只要市民对“物美价廉、方便需求”的欲望存在，那么“贩夫走卒，引车卖浆”就一定不会绝迹。
其实，和城管的“年轻”相比，占道经营老得胡子都有几尺长了，至少在北宋时期，这就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问题。念过书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清明上河图》的吧，画上记录的汴京城繁荣的商业就涵盖了“随地摆摊、占道经营”现象。北宋时把这叫“侵街”，近似现在的“占道”，宋律对此是有严格规定的：谁若侵街，杖责七十大板。法律不可谓不严，但出于对贫民的同情，以及考虑到摊贩对繁荣商业的贡献，有宋一代，政府始终对城市摊贩采取怀柔政策，即使有圣旨下来要求取缔
“侵街”，最终还是不了了之。这不是说那时的政府没有强大的执法力量，“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何况一“侵街”者，按照宋代数位皇帝大多宽仁来看，恐怕更多是在民生疾苦和街道美观的矛盾中选择了前者吧。
因此，北京革新西里居委会的这个创意之举，可谓找到了打开“侵街”这一困扰中国上千年之难题的钥匙。当然这种出于本能的创意并非独家，此前江苏镇江也开始了“商贩自治”的尝试。就社会改革和发展而言，其最大的智慧往往来自于最基层的民众。一个居委会与商贩的之间的自治协定，同样浓缩了民间最伟大的智慧，蕴含无穷的破解“占道经营”的答案。
问题是民间的智慧遭遇了某种体制的抵抗，表面上看是城管部门为了维护法律的严肃，其实根本上是公权者对“城管与摊贩”矛盾的解决是否持有公允之心。我们即使能够理解执法部门反对改革是出于对法规尊严的维护，但这并不妨碍执法部门甚至立法机构真正从民众利益出发修改政策，为某项改革的发展扫除障碍。
北京或许有奥运的压力，短期内不可能为革新西里居委会的改革创新扫清制度瓶颈，那么其他地方呢？其他地方的执法机构、立法机构呢？既然镇江市的“摊贩自治”取得了良好效果，其他地方的有识政府，难道还要熟视无睹，听任属地摊贩与城管矛盾不断、“侵街”现象堵而不绝吗？既然我们在20多年前有足够的胆识和魄力让“大包干”
破土而出，那么历经改革数十年的我们，理应在尊重和支持民间改革智慧方面，从政更加务实、胸襟更加开阔。如果说民间智慧发扬光大的最大障碍在于某个法规的某个条款，那其实很简单，适时修改法规而已。我担心的就是，最大的障碍实为既得利益者不愿放弃能寻租的权力和丰厚的利益。倘如此，就只能让“侵街”和“城管摊贩矛盾”这个千年难题永无尽头地继续下去。崔英杰悲剧发生了，回顾历史，因执法者和摊贩矛盾引发的严重社会问题，数不胜数，难题再不破解，真不敢想象以后还有什么悲剧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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