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在娃哈哈与达能硝烟滚滚的整个论战过程中，浙江商帮却“集体失语”。娃哈哈事件打了商帮文化一巴掌，以地域来剖析商人群体行为的习惯，有必要修正为以利益，特别是不同的行政利益为核心来重新解构了。
由于“政府的要求”（宗庆后语），闹得沸沸扬扬的达能并购娃哈哈其他非合资公司51%股份事件，战斗双方终于暂时偃旗息鼓。这无疑是娃哈哈掌门人宗庆后如今喜闻乐见的——一度占尽上风的他，在不久前达能呈现的白纸黑字的合约面前已开始疲软。
此事件中，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是，在娃哈哈与达能硝烟滚滚的整个论战过程中，几乎没有一位浙商代表表示公开支援。套用一句流行语来讲——如何看待浙江商帮的“集体失语”呢？
现在人们习惯了以地域来识别商人群体，浙江商帮、山东商帮、闽南商帮、苏南商帮、珠三角商帮……就像明清十大商帮，同域、乡谊和血缘关系使得他们之间有了一条无形的纽带，为集体贴金的同时自己也往往名利双收。实际上，无论是当初地方政府的无为而治还是后来的适度干预，商帮的变迁，同时也是行政元素的变迁过程。
问题是，当下外资、民企与国资或明或暗的博弈过程中，利益格局在重构，行政力量与过往方式和程度完全一样的对商帮的干预，却可能起到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后果。与此同时，民资在这种利益格局中往往处于相对劣势，一些企业反倒有意无意利用“行政关怀”，或抓住时机与之联起手来大搞寻租，或炮制挡箭牌抵制外资。
宗庆后大致属于后者。回顾一下春节以来他所出的牌，不管是两会期间关于限外的提案，还是打着保卫民族品牌的旗号煽动民众感情，以至于到最后自称达能当时搞的是“阴暗合同”时也不忘把皮球踢给国家商标总局，诸多行为要么赤裸裸地沾满行政色彩，要么有意向行政层面靠拢。
有人说，宗庆后是很怪的浙商，只能当作个案对待。我不这样认为。宗庆后即使不出现，“张庆后”、“李庆后”也会出现。要知道现在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企业层面，而在于行政信号。对于4月13日浙江以外的许多地方政府“不约而同”地表示对娃哈哈和宗庆后的强力支持，我们虽不能妄自猜测这些地方政府的行为是受上一级甚至更高一级政府的指派而为，但它等于提前强化了我们的预测，即行政力量将成为娃哈哈命运多舛的终归者，赢者必是宗庆后。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以后再与外资合作中出现了问题，其他民企都可以“学习”宗氏做法呢？答案也是否定的——法国只有一个“达能”，但中国有多个不同类型的“娃哈哈”，盲目东施效颦，想拉行政因子下水，到最后自己可能反倒被踢出了局——因为高层及地方政府对外资的态度与偏好现在并不明朗。
这样两种情况造成的直接后果之一便是，中国现在的商帮文化不断遭遇瓦解。一来，中国现在的利益重构是以利益而非原则为导向的，甚至“利益”也是混沌的利益。二来，在这个重构过程中，霓虹灯下的商帮许多时候恰恰是集体性权力缺失的，结果导致个体变异；比如一个地方狙击温州炒房团，炒房团表面上撤离的表相背后，往往是联姻外资、权力寻租等个体多样性的演变。
中国的商帮文化在变迁，“浙江商帮”、“山东商帮”等商帮等概念已渐成伪命题（
“新浙商”、“新粤商”的提法无疑更令人反感），包括许多人总结的“诚信”、“仁义”、“宽厚”等不同商帮的性格特征，也不过是以偏概全、囫囵吞枣的个人看法而已，与现实差得太远。
娃哈哈事件打了商帮文化一巴掌，以地域来剖析商人群体行为的习惯，有必要修正为以利益，特别是不同的行政利益为核心来重新解构了——我们的原则政治和契约精神之路究竟在哪里呢？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