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17岁的王铭成绩优秀，梦想进大学读中文专业，但她却不得不出国留学了。因为户籍在海南、生活读书在北京的她既无法在北京高考，也不能到海南参加高考。（4月4日《中国经济时报》）
原来，王铭全家“漂”在北京，10多年来一直未能解决北京市户口，按照国家高考的相关规定，王铭没有资格在北京高考。王铭的户口虽然在海南，但海南规定必须高中三年都在海南就读才可以自由报考。就这样，王铭遭遇了北京和海南的双重拒绝。
“无处高考”或许是现行高考制度下的极端事例，但它却不是唯一的。“无处高考”现象的出现，不仅是我国高考制度的严重倒退，也是我国法治社会的一个丑闻。平等受教育权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之一。具体到学生参加高考，也就是说，高考制度必须保证每位考生享有一次高考机会，无论他的户籍在哪里、身处何地，否则就说明制度本身有问题。
王铭的遭遇与高考制度的地域化改革密切相关。数十年来，高考制度不断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改革，而近几年的改革却明显地突出了地域性。一是高考报名的地域化保护，二是教学内容和高考命题的地域化倾向。当然，这两项改革都是冠冕堂皇的，前者旨在消除“高考移民”，保护本地考生的平等竞争权，后者则旨在推进所谓的素质教育。但也应当看到，这种高考的地域化倾向，也在客观上形成了省与省之间的隔阂和壁垒，给那些流动考生带来极大不便，影响他们的平等竞争。王铭“无处高考”就是这种不良影响的典型表现。
与人员流动规模和速度不断扩大和加速的发展趋势相比，高考改革日益加深的地域化倾向，显然是不合拍的，不是进步，而是倒退。经济和社会发展壁垒不断被打破和消除，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但高考制度却在向地域化和地方保护的反方向推进，在不断地强化教育壁垒，客观上阻止了人员的流动，这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正常现象。
从王铭“无处高考”事件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国高考改革的整体无序———各个省市自拟改革方案，自定改革措施，相互之间没有任何沟通和衔接。而对于具体的考生来说，更缺乏公民受教育权被侵犯后的法律救济渠道。这一切致使像王铭这样的考生成为了改革牺牲品。
不久前，温总理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对照总理的讲话，不知道如此高考措施的正义价值体现在何处，这样的高考改革是否该认真检讨一下了。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