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反腐倡廉是一个热点话题，代表、委员们希望国家拿出更刚性的措施。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作为反腐的一项措施，国家将出台官员职务消费标准，规范官员的各类在职消费,各级别官员可以使用的公款数额、公款用途都有明确标准。

职务消费呼唤阳光操作

　　近些年，群众对职务消费过度、过滥现象意见很大。两会期间，代表委员提交的一组组数据再次触及了公款消费这一敏感神经。其中，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代表的数据最有说服力。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中国财政收入增长约28倍，而行政管理费用则从不到50亿升至7000亿元，增幅达87倍。现在，我国的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已达到19.03％，中国公务员的职务消费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例达24％。
　　职务消费的膨胀，一方面导致政府管理费用、企业经营成本失控，另一方面必将扩大已经出现的社会分配不公，引起群众强烈不满。为此，国家有关部门三令五申，多次发文制止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旅游等打着“公”字号的消费行为，但职务消费现象还是屡禁不止。正所谓“白条收据假发票，吃喝拉撒全报销”。
　　职务消费“浪费”严重，根源在于管理体制有漏洞，缺乏阳光下的有效监督。由于预算约束的粗放软化和小金库的大量存在，加上财政运行的不透明和监管的乏力，致使职务消费恶性膨胀，宝贵的财政资金变成免费大餐，出国考察变形为带家属世界旅行，公车消费更陷入一年几千亿的黑洞。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出国是否有必要，哪些费用可报销，不应由官员自己说了算，应由公众或纳税人来评判。因为官员既是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又是政策受益人，难免有职务消费的偏好，容易对自己网开一面。因此，公众对财政收支必须享有足够的知情权、监督权。也只有打造起“玻璃钱柜”，把政府开支的用途和去向清清楚楚地公诸于众，才能有效杜绝权力在财政资金支配上的随意性和大手大脚。
　　公开与监督，是民主的精义之所在，必须规范和监督职务消费。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控制行政成本增长过快，治理行政腐败，同时也能提高行政效率，推动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

有标准更需执行“硬”

　　职务消费“浪费”现象严重已是不争的事实，这里有职务消费无标准的一个重要原因。但除此之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缺乏阳光的监督。有新闻说，在贵州省的公务接待中，已形成了“非茅台酒不喝，非茅台酒拿不出手”的潜规则，贵州省的招待费中光喝茅台酒一年至少要花掉数千万元。
　　从某种程度上说，职务消费的黑洞属于“亚腐败”范畴，是一种隐性腐败，即法律管不着，政府管不了。因此就有人抱着一种“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信条狂支滥用。职务消费没有标准，只能寄望于公务人员的道德自律，而这恰恰是无法约束的。
　　职务消费需要标准，而这标准却是要“硬”的。我理解的“硬”是：执行的“硬”，要严格按照既定的标准，如果不按照这样的标准，就有“下台”之忧。而要让标准硬起来，则需要监督的强力量，需要惩罚的严厉度。否则，有了标准，反而会使标准异化。一些已超过标准的人，会想方设法进行规避。这样造成的后果可能比“浪费”更加严重。

政府管理应更精细化

　　解决这类有复杂成因的问题，靠一项政策，以不变应万变是不行的，必须要有一揽子方案，多管齐下。从职务消费的伦理层面，政府应该有精益化管理思想，对职务消费给出一条严格而又明晰的边界，不能无限泛化与模糊化。《我在美国当市长助理》一书的作者李群在书中说：在我的市长助理任期将要结束前，市长说：“按照中国的礼仪，我要请你吃顿饭。可是，在外边用公款吃饭不能超过9美元。超过9美元就等于向你行贿。”市长请客不超过9美元，这就是一个政府精益化管理的典型例子，值得我们的政府学习。
　　从财政体制层面，应该从几方面入手，形成合力，力促职务消费科学化、合理化。如推行部门预算，细化支出项目，实现内部监督；用集中支付制度解决职务消费的透明化、公平化问题，实现体制创新；配合机构改革，最终要达到减人、减事、减支；推动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走职务消费社会化、市场化路子；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公务员薪酬制度，进行职务消费货币化探索；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除公务员的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