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刚开始，来自各地教育主管部门的一系列“禁补令”就占据了诸多媒体的显要位置。不过，一项对１２８００多名参与者的调查发现，５２．２％的受访者对教育部门的“禁补令”明确表示反对，３８．６％的人无论是否收费都会鼓励孩子利用课余时间补课。在补课这个问题上，学生、家长、老师三者之间似乎已隐约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相比之下，１４．４％“说什么也不补”的人显然成了少数派。（《中国青年报》１月２９日）

    在学生负担重、学习费用高被普遍诟病的语境下，“禁补令”原本应该得到好评，却落得过半人反对的下场，笔者认为，这样的结果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
    众所周知，现在的孩子，所遭遇的学业竞争压力之大是空前的，从幼儿园开始，到小学、初中乃至高中，最终到高考能否升学、能否进入名校，甚至能否进入北大清华这样的顶尖名校，竞争无时无刻不在。如此惨烈的学业竞争，像滚滚而下的洪流，势不可当，逼迫家长把更多的期待和压力加诸孩子的身上，也逼迫孩子主动压缩自己的自然成长空间。从教育机构和教育者乃至教育主管部门来说，评价体系的核心指标一直是升学率和名校录取率，在教育能力和水准相对均衡的情况下，如何“挖掘”学生更多的学习时间，就成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不二法门”。
    由此，在学生、家长、学校、老师、教育主管部门乃至社会舆论的非理性合力下，补课俨然成为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群体性社会需求。而在这种群体性需求的裹挟下，孩子们只能低着头，心无旁骛却又茫然无措地一路狂奔。
    也由此，尽管教育部门的“禁补令”一下再下，社会舆论对学生学业负担过重一再呼吁，可事实上，补课依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学校明里暗里组织的各类补课、复习、辅导班，家长私下里延请老师开设的“小灶班”，以及各式各样的家教、个别辅导，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而“禁补令”本身，也多数时候成为不得不发却又并不准备不折不扣执行的“官样文章”。
    一种需求一旦上升到群体性、社会性的地步，必然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和现实的合理性。
    这个时候，寄希望于习惯性的“封堵思维”，指望通过一纸公文、一条禁令就能轻而易举加以化解，无疑是苍白无力的痴想。从这个意义上讲，“禁补令”遭到过半群众的明确反对，既宣告了“封堵思维”的失败，也提醒有关部门应该全方位反思当今教育现状和弊端及其深刻的社会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