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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北京“两会”期间，有一个叫张惟英的政协会员在提案中说，外地人口素质低，北京应该设置人口准入制度，限制他们进京。此论一出，舆论大哗，从政协委员、政策专家、法律人士、新闻媒体到普通网民，多持反对态度，认为人口准入制是一种倒退，有违城市发展理念和现代人权观念。本人也曾撰文，指出张惟英委员是在搞族群歧视。有些激烈的网民，甚至称“张惟英是一个令人发抖的名字，人口准入是一个令人发抖的词”。后来人们没有看到北京市有关部门采纳张委员的提议的报道。
据《信息时报》报道，人口准入论又在广州重现。在今年“两会”期间，政协委员苏宝玲委员提交了《给“走鬼”(粤语，即无证流动小贩)一条出路——先安置，再整治》的提案。她认为，“走鬼”往往有出于谋生的无奈，应该变堵为疏，采用“先安置，再取缔”的人性化管理方式，切实为“走鬼”寻求一条出路。从报道中看不出苏宝玲委员将流动小贩分成了本地人和外来人员，如果一视同仁的话，这个提议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在广州市建委及城管部门对该提案的答复中，族群歧视论调又幽灵重现：对于流动小贩中的本地下岗失业人员或失地农民，采取各种办法进行安置和扶持；对于其中的外来人员，则区别对待，甚至因此牵涉到流动小贩以外的更多外来人员：“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则在个别行业上探索研究一些外来工的限制措施，以抬高进入广州生活人员的门槛，减少低素质外来人员”。
经过回复中这一变更，事情变成了这样：张惟英委员那纸没有被北京市采纳的建议，几乎原样照搬到了广州。回望那一场讨论，这真是舆论的悲哀。可见有关部门的官员并不对民意负责，如果他们稍微在意一点民意，也不会贸然重复一个广遭诟病的论调。那一场讨论本来已经十分广泛和深入，这一次，我相信舆论又只有悲哀地重复一遍了。这让人想起西绪福斯神话中的那块石头，被艰难地推上山顶之后，又轻而易举地滚回到原地。
这件事情出现在广州，尤其令人感到遗憾。我一直认为，从文化传承上看，广州是一个最没有歧视色彩的城市，其包容精神和平等意识深深地浸透在市民文化之中，是中国最好的一个移民城市。每当我看见那些乞讨的、卖唱的、摆地摊的和其他市民相安无事，悠游自在，就觉得这才是一个文明环境。其他很多城市管理者都不知道，一个城市文明不文明，并不是看它的街上有多少达官贵人、高级轿车经过，而是看它是不是让流浪汉也过得快乐。
广州这样一个移民城市，它的发展基础即是近代以来的开放意识。正因为这个传统，它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迅速发展，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如果广州歧视外来人员，等于砍断自己的祖脉，失去了发展的根基，也埋没了自己的文化。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城市管理者都珍视这一传统，臭名昭彰的收容审查制度即是一个明证。收审制度由广州本地的媒体发难，通过“孙志刚案”报道的推动而得以废除，应该说也是为广州争回了一个自纠其错的机会。虽然至今还有人对这个制度念念不忘，但每一次沉渣泛起时，都会得到舆论的及时回应，保持在一个良性的讨论空间之内。这次人口准入论的异地重现，显然是收审制度的借尸还魂，是在揭广州历史的一个伤疤。如果不及时阻止，这个伤疤又可能重新流脓流血。
限制外来人员的提议，根本上就是一个族群歧视。它最大的理由是“全市70%以上乱摆乱卖人员属于外来流动人口”，这是非常荒唐的，因为外来人员在办证经营上受到很多限制，有关部门不去检讨，反过来拿这个限制作为驱赶他们的理由。就因为一纸户口的区别(这也是户籍政策造成的，而不是外来人员与生俱来的)，另外30%的流动人口得到优抚的同时，他们就会遭到驱赶？
我不得不在此重复这一段话：果真将人分为素质高低的不同群体，然后将一部分人驱逐，将另外一部分人留下，假如裁判权掌握在更为公正的第三方手里，到底是谁被驱逐出城还很难说呢。有一个外国朋友对我说，他到北京之后大为惊讶，居然老是听见有人在公开场合甚至报纸上说另外的人群素质低。在他们的文化中，这种随便指责人“素质低”的人才是真正的低素质者，因为他们触犯了族群歧视的文明戒律。
广州的治安问题始终是有些人想要打破这一文明戒律的现实理由，但是我认为，恢复收审制度也好，抬高外来人员入穗门槛也罢，都是管理者思维惰性的体现，即便因此眼前讨到了便宜，长远的发展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还望有关部门三思而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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