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庸在德国斯图加特纳高拍卖行鉴定文物。纳高是欧洲第三、德国第一大拍卖行，经常举行以中国文物为主题的拍卖。

    认识程庸很多年，只知道他是上海一家媒体收藏版的资深编辑，却不知道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文物军师”。
　　近年来，在国家文物局启动“国宝工程”回购流失文物的同时，我国民间也有一些有识之士出国搜寻流散在外的中国文物。程庸作为中国文物协会、中国古陶瓷协会的会员，对文物深有研究，因此经常被一些民营企业家聘为“军师”出国寻宝。
　　他说，这些年，去了好几趟欧洲，跑了十几个国家，看了二十多个博物馆与文物市场，感触良深，没有想到在异国他乡能见到这么多中国古老的艺术。虽然在未去欧洲之前也读过相关的文章，但百闻不如一见，亲历现场才感受到中国文物就像文化种子、华夏后裔一般遍布世界各个角落。如俄国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卢浮宫以及法国巴黎市立博物馆、荷兰国立博物馆等，都收藏了大量的中国文物。

　　“捡漏”是衡量一个藏家能耐的关键

　　国外的拍卖会、古玩交易会、古玩市场等地方，是我国“民间寻宝团”搜集中国流失海外文物的主要目的地。程庸说，穿行在欧洲的大街小巷，寻找一件件流落于此的中国文物，时有机会“捡漏”，这听起来充满了刺激、浪漫，还有点为国争光的意思，但事实上，刺激浪漫并不多，常见的是充满险情，要是一不小心花了大价钱，买了赝品，除了郁闷，还在异国他乡丢了脸面。
　　买古董的麻烦在于没有标价，一件古董虽也有约定俗成的价格，但通常不为人知，古董商遂可以任意开价，可能高开，也可能低走，如果遇到了后者，就是“捡漏”。“捡漏”是衡量一个藏家能耐的关键。
　　有一次，一位香港企业家邀程庸去伦敦参加一场拍卖，这位企业家虽然不辨古董真伪，但心气品味甚高，又聪明颖悟，一眼就看中一件乾隆粉彩官窑瓶，如果东西是真，就想要。瓶子无论从制作、纹饰上说皆少见，起拍价30万，采用低价策略，旨在吸人眼球。程庸前前后后把瓶子看了个仔细，心里将瓶子的最高价预设在200万，包含着高额佣金。
　　第二天上午9点，拍卖会开启，乾隆官窑瓶子尚未登场，程庸突然不放心，找到拍卖公司老板，请求让他到仓库里再看一眼。老板很有教养，很客气地亲自陪同他去仓库。程庸再看了一遍那个官窑瓶，感觉甚好，但最后不经意地注意起瓶子底部一个小标牌，轻轻掀开，发现里面有一块开裂，几乎脱落，这开裂与整个底部的开片连在一起。
　　“是故意这样遮盖？还是无意？如果从工艺上说，乾隆粉彩烧造技术十分成熟，出现这类脱釉，未必次品，但绝非完美。花百万买一件古董，应该尽可能是完美无瑕。”程庸心想。于是，他把原来的预设价降低到100万。
　　拍卖会上，乾隆官窑瓶子按序号被推出以后，香港企业家参与竞买，有人先出30万，他出32万，有人跟35万，就这样一直竞价到100万，仍有多个买家竞争，香港企业家怀疑程庸的预设价太低，不经他的同意又举手：120万，仍有人跟价；香港企业家还想举牌，程庸接过牌子压在大腿上，表示放弃竞拍；到180万无人跟拍，拍卖师才落槌。
　　事后，程庸跟那位企业家解释道：竞拍这类高价的古董，不能盲目地跟随场上气氛，万一有人做场，必会上当。预设即使有错，也只能放弃。过了一段日子，程庸各方打听，果然了解到那个最终买家已发现瓶子有瑕疵，认为买上当了，亏了一半价。

　　“捡漏”并不是一桩容易的事

　　程庸说，淘古董这行当有些特别，不像大多数行业，你吹个牛皮，行为虚夸，可以糊弄一阵子，但古董这行，你咋咋呼呼，没有眼力冒充金刚钻，那么吃亏的就是你。到海外淘宝，欧洲懂行的专家也很多，要想从他们手中“捡漏”并不是一桩容易的事。
　　有一次，一位外国古董商邀请程庸为他的公司鉴定一批收藏的中国文物。到了公司，程庸着实吃了一惊，满屋子布置得金碧辉煌，中间中式、西式家具混居，上面搁置了不少中国明清木器摆件，两边都是老柚木欧式玻璃橱，里面摆满了各类工艺品。除了欧洲工艺品外，大量的中国文物躺在里面，而且精品不少，除了瓷器，其它类别的也有，如清白玉雕花梅瓶，竹雕十八罗汉松形槎，明朝晚期的景泰蓝瓶。中国瓷器里面还混了不少日本货，如典型的日本萨摩绘人物瓷器，也十分精美。
　　程庸一边对中国古董逐个作出评估，一边试探这位外国古董商是否懂行。他很快感觉到，主人表面虚心地请教，其实也在观察他是否有真能耐。从问藏品的价格就可看出，这位古董商开出的价很少有漏的，包括对赝品的开价，十分适中。一件朱碧山的名作银槎，开门见山的仿品，朱碧山的作品极其名贵，存世不过几个，若拍卖上百万元完全可能，而这个古董商开价两万元，显然这是仿品的价。可见，要想从这种十分内行的古董商手里捡漏，很难。
　　此外，从跳蚤市场的现状也可看出欧洲人的懂行。程庸曾到过好几个跳蚤市场，如巴黎、奥地利、荷兰、列支敦士登等，并不像原先所想象的那样，珍贵的中国文物随处可见，恰恰相反的是几乎没有；即使有，也不过是普通的民国货。真正的好货在哪里？都在上面提到的那一类十分懂行的古董商手里。

　　“虽然收回流散文物很难，但我们应有决心”

　　“虽然要收回这些流散文物很难，但无论怎样，都不应妨碍我们去买回这些文物的决心，我之所以动情与固执的理由，与每一个国人一样，就是血管里涌动着对自己的文化与生俱来的熟稔与亲情。”程庸说。
　　这些年，在赴海外淘宝的同时，程庸还写了一本书，具体描述中国文物艺术影响欧洲三百年，名为《国风西行》。他说，在近代西方文化影响中国之前，中国的文化就曾长时间地影响过欧洲。中国艺术影响、传播欧洲的过程中，中国瓷器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国瓷器具有很高的文化象征意义，如果只注重玩赏器物本身，只注重其价格的潮涨潮落，这样的玩赏游离了它的真正内涵。古代遗留下的艺术品，越来越被看作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物质文化与精神领域的标杆，而且是最有说服力的标杆。
　　在写书的同时，程庸还很想建立一本“账簿”，这账簿既要记载中国古老的艺术四处播散的辉煌历程，如明朝的瓷器出口贸易做得红红火火，其中的精品多被外国顶级的博物馆“供奉”着；也要记载某些流失的文物的背后，隐藏着中国几百年来屈辱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