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日前公布“20个教育重大关键问题”，向社会征求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意见，引起热议，其中的“高中取消文理分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尤其引人关注。　

　　专家学者：分科导致学生知识面狭窄

　　“为什么我国培养出来真正能堪称‘大家’的人才寥寥无几？这与我们目前中学文理分科以及高考模式不合理不无关系。文学和语言是一切学术研究的重要的工具和载体，我国老一辈科学家苏步青、钱伟长等无不具有一流的文才……”上海大学国际交流学院院长翁新楚表示。
　　作为上海市政协委员，翁新楚在今年的上海“两会”上递交了关于加强素质教育取消中学文理分科教学的提案。翁新楚表示，由于基础教育受高考指挥棒约束，大多数中学生学习科目范围、投入时间和精力主要根据高考科目而定。
　　上海和其他一些省市普遍使用“3+X”高考模式，即“语、数、外+历地物化生中的一门+综合课”。翁新楚认为，这一模式中，由于综合课的内容广，知识量大，但所占的分值少，一部分学生干脆放弃，这使得大多数施行文理分科的高中又将分科细化，人为造成知识结构缺陷，致使考上大学进入本科的学生知识面狭窄。加之高考录取时为照顾考生，很多专业是政、史、地兼收，理、化、生兼收。“兼收”的录取模式忽视了学生的专业知识基础，有的考生选考的是物理，但上的是化学或生物专业，学习非常吃力。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沈渭滨多年呼吁取消文理分科。他认为，高中阶段取消文理分科非常必要。中学阶段需要对各学科知识有一个全面了解，如果这时就进行分科，会导致学习片面性，不利于今后大学学习。文理分科是高考指挥棒下的产物，很多人认为到大学后学文科就不用学理，学了理科就不学文。沈渭滨认为，大学一二年级时也要进行通才教育，即文理通科，掌握一定基础知识后再学习专业知识。他强调，中学阶段进行分科绝对不行，其结果是影响学生智力发展。
　　2005年，复旦大学成立“复旦学院”，每一届本科新生不分专业全部进行通识教育，每年每生要求完成通识教育学分至少6分，直到大二时再分专业。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表示：学生从事专业学习前进行通识教育，旨在培养学生的全局视野，为以后的专业培养打下坚实基础。　

　　学生家长：不分科恐加重孩子负担

　　相对于教育界专家的欣然，学生家长面对“取消文理分科”的话题，表现出一种担心：需要考试的课程增加了，学生负担会不会增加？
　　2002年，江苏省曾进行取消文理分科的改革试点，高考实行“3+大综合”，初衷是打破文理分科弊端，考查学生综合素质，其“大综合”是把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政治等6门课出在一张卷子上。然而，这套改革方案仅仅实施一年，原因是学生要同时抓9门课，负担太重。
　　教育专家熊丙奇不否认取消文理分科的必要性，但他分析江苏试点失败原因说：在现行高考制度下，文理不分科必然加重学生负担，繁重的学业将学生压得抬不起头来。
　　上海市人大代表、大同中学化学特级教师杨捷认为，“取消文理分科这一构想非常合理”，但如果在操作上(可行性上)没有相应的举措跟进，势必加重学生负担。
　　翁新楚在提案中对取消文理分科之后的高考设计进行具体建议：充分发挥高考的指挥棒和调控作用，改革考试科目结构和考试模式。例如，实行语、数、外三门单考，各占100分，政、史、地三门课程作一个考卷占150分，物、化、生作一个考卷占150分。这样选拔出来的学生知识面广，综合素质高，发展后劲大，可塑性强，个人专长也有所体现。

　　不分科“可行性”研究：改革评价体系和升学制度

　　取消文理分科“可行性”如何？专家认为：必须为“取消文理分科”改革配套相应的评价体系和升学制度。
　　熊丙奇建议，中学应建立必修加选修的课程体系，广泛开设课程供学生自主选择，中学生真正的负担不是来自所学知识多，而是强迫他们学习自己不感兴趣的课程；改革现在的高考学科考试为学业水平测试，重在考查学生能力与素质，使考试成绩更具通用性，比如TOEFLT、GRE考试，一次考试可以管多年，具有与其他考试同等的效力；高校按专业培养人才的教育体系面临调整，这几年一些高校推出按学院平台、专业大类招生，是一种积极的尝试。
　　“高校要认识到，过窄的专业口径招生和专业人才培养，不但使人才的知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也不利于这些人才将来就业，文理结合成为培养人才的重要趋势，一些传统的文科专业向理科高考生开放，一些传统只招理科生的专业也向文科生开放，在培养过程中，开展通识教育，就体现了这种趋势。”熊丙奇说。
　　熊丙奇认为，对于我国教育来说，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建立高等学校自主招生的公信力，打破集中高考录取制度，建立多元录取体系，实行自主招生。对应这样的制度，方可谈及中学的课程设计与教学方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