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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1-15 本报记者:赖少芬 张旭 陈鹏 来源:经济参考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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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初的“山寨手机”到“山寨明星”、“山寨歌曲”、“山寨版电视剧”、“山寨诺贝尔”等，从2008年开始，“山寨现象”正从经济行为演变为一种泛文化现象，对主流文化产生一定冲击。研究人士认为，应对“山寨现象”形成的泛文化趋势给予关注。
云南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人士宋笛说，“山寨”一词有对应于城市、主流、庙堂的乡野、草根和民间之意，既有所谓江湖的豪侠气，又有弱化社会秩序的无赖气。在传统社会中，黑白泾渭分明，而“山寨”沿用了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创新精神，在黑和白之间试图找到灰色地带，用以柔化规则、消解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固有元素，形成某种语词符号上的突破，进而形成文化上的突破，客观上冲击了国家法律和主流文化。
宋笛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验证明，一段时间内就会出现一个文化主题，以强化和宣泄公众的文化思想和利益诉求，“山寨”也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多元社会对于草根文化的高度归纳，它涵盖了很多东西，如“恶搞”、颠覆、仿效、解构等娱乐模式，最终“仿制”都可归结为“山寨”。
云南大学社会学学者马居里认为，“山寨现象”形成的“山寨文化”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一部分人的宣泄愿望。比如“恶搞”，既是一种非常状态下的娱乐，也是对主流文化的挑战。最近出现的山寨版《红楼梦》，就表达了网友对新版《红楼梦》的不满。
广州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李宗桂认为，“山寨文化”的涌现对主流文化发起了强劲挑战。首先，“山寨”的显著特点是廉价、实用、更新迅速，这样的产品对草根阶层、平民阶层有很强的诱惑力。因为品牌的东西太贵，而有的“山寨产品”的功能并不亚于品牌产品，且价格低廉得多。
其次，“山寨文化”表达了一部分人对垄断行业和社会现象的不满。现实生活中，人们对通讯等一些垄断行业和社会现象“积怨已久”，便采用“山寨的方式宣泄。
马居里认为，“山寨文化”中有不少低俗的成分，任其泛滥势必损害主流文化，对此必须有足够的警惕和清醒的认识。但“山寨文化”也促使我们反思，社会公众对精神的需求不应简单停留于视觉和娱乐层面，而应该拿出精品。只要是精品就不用担心被“恶搞”，因为超越限度的“恶搞”会遭到公众的讨伐。关键是，我们的主流文化产品是否真的让老百姓满意了。
对于“山寨文化”，业内人士认为应合理辨析、认真研究。
李宗桂认为，目前部分“山寨产品”已经侵犯了知识产权，如盗版图书、盗版光碟等，违法行为绝不能打着“山寨”旗号就蒙混过关，有关部门应当加大维护知识产权的力度，运用法律、道德、社会舆论等力量进行打击和约束。否则，“山寨文化”就成了违法文化、犯罪文化。
李宗桂认为，“山寨文化”尽管对主流文化有冲击，但并未构成真正威胁，可看作是良性的亚文化。无论从法律、道德还是文化创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等角度都可以认真研究它，对合理成分应该积极引导，而不是一棍子打死。尤其在网络时代，“剿灭”的方式并不可取，也无法办到，理想的做法是在“山寨文化”中引入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和人文关怀，这是各级文化部门、文化工作者面临的新课题。
宋笛表示，“山寨文化”的涌现能促进文化领域的竞争，如《无极》遭到“恶搞”之后，人们开始反思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大片。结果，2007年以来，中国大片质量出现根本好转，为人们奉献了可口的精神食粮。
马居里认为，只有做大做强主流文化产品，“山寨产品”才不会有空间。因此，合理分析“山寨文化”，及时跟踪和发觉“山寨文化”背后的社会舆情，趋利避害，对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建设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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