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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十六国时期(公元304——439年)的北方，是一个民族融合的大舞台，有许多少数民族挺进中原，建立国家与政权。但各自的效果却大不相同，有的顽固守旧，不改革落后的制度和习惯，往往昙花一现；有的与时俱进，积极改革，学习和实行中原先进的文化和制度，日益强大。北魏就是这样的成功典范。
治国方略的转折：“劝课农桑”，“偃武修文”，“与民休息”
北魏鲜卑拓跋部兴起于大兴安岭，后迁至阴山地区。公元386年拓跋珪建国，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公元436年太武帝拓跋焘统一了北方，公元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成为统治中国北方100多年的霸主。
鲜卑拓跋部长期保持着追逐水草、居徙无常的游牧民族特点和习俗，拥有发达的畜牧业经济，造就了强大的骑兵部队，南征北战，不断扩大政治军事势力范围。在建国前后，由于全国还没有统一，政治上主要以战争为主，经济上主要以掠夺为主。在征服其他少数民族的战争中俘掠的大量人口、马牛羊驼驴等牲畜，是这个游牧民族主要的经济基础。因此在没有南下进行统一战争之前，北魏没有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建立系统的国家财政制度。
这种情况与北魏扩大疆土、统一中原的政治目标发生了矛盾，特别是军粮供给问题日趋严重，给国家财政带来了极大的压力。道武帝拓跋珪首先注意到这个问题，认识到“以食为本”的重要性，于天兴元年(公元398年)开始下诏“劝课农桑”，强调以农业为经济基础。公元436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越来越认识到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必须由游牧转为定居，恢复和发展生产经济，建立国家的赋税基础。
因此，太武帝拓跋焘在位30多年(公元424—452年)间，明确提出了适合中原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治国主张。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尊重和善于使用汉族知识分子，注意学习汉民族的先进文化，并将其应用于治国实践中。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建立国家财政基础，制定了“偃武修文”的基本方针，提出与民休息，恤贫省赋，并于延和三年(公元434年)，下诏颁布了新的财政经济政策：“今四方平定，兵革渐息，宜宽徭赋，与民休息。州郡县隐括贫富户为三级，中等户免赋二年，下等户免赋三年”。从这篇诏书可以看出北魏政府欲罢军旅而振农耕、重建国家财政基础的基本思路。太武帝拓跋焘看到了爱惜民力的重要性，为了使农民有力量投力于农田，不仅罢军旅，而且避免非生产性的建设，不再大兴土木，坚定地实施“与民休息”的政策。
在斗争中改革：把汉化运动和四项财税改革相结合
公元471年，孝文帝即位，年仅5岁，由冯太后辅政。面对中原地区较高的经济、文化、政治与财政制度，不得不加速自身的汉化和封建化进程，以求跟上历史发展的步伐。这一时期，冯太后和孝文帝进一步贯彻太武帝拓跋焘的治国方针，把汉化运动和财政改革结合起来，大踏步地向前推进。
1、
实施班禄制。北魏中期面对的首先是吏治问题。北魏建立后，受游牧掠夺习俗的影响，一直不给文武百官颁发俸禄，统一中原后仍然如此。官吏没有薪俸，只有大肆搜刮百姓，他们与地方大族相互勾结，或盗取国家赋税，或对小农进行高利贷盘剥，甚至公开抢夺。这个时期贪官之多，手法之酷，在历史上是少见的。皇兴四年(公元470年)，张白泽上书要求采用汉族的惯例，给百官颁发俸禄，为献文帝拓跋弘所采纳。孝文帝即位后，初步开始“班禄”，并整肃吏治。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全面实行“班禄”制，剪除各项扰民陋规。同时对贪污“枉法”者不论多少，一律论斩。班禄的当年，就有40余官吏因犯赃被处死。其中一个叫李洪之，由于是献文帝的舅舅，孝文帝亲自审讯赐死。
2、
推行均田制。这是中国历史上以前没有过的，是鲜卑拓跋部田制与中原土地制度结合的产物。我国自西晋末年，北方长期战乱，大量的人口或南迁、或死亡，国家直接控制了数量不小的无主荒地。为了使这些土地得到耕种，为国家提供赋税，北魏在原来“计口授田”的基础上实行了均田制。太和九年(公元485年)，正式颁布了“均田令”。将大量苑囿、禁地、牧场、荒地授予农民。按照均田制的规定，15岁以上的男子授露田40亩，桑田20亩，妇人授露田20亩。农民分得的露田是严禁买卖的，田主死亡要将其归还给政府重新分配。这样，豪强兼并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抑制，农民拥有了小块土地使用权。这对发展农业经济、安定社会秩序、壮大国家财政起了重要的作用。
3、
建立三长制。十六国时期，由于长期战争，大量的人口南逃和死亡，出现了地荒人少的局面。留在北方的农民依附在地主豪强的庄园和坞堡，受他们保护和驱使。北魏初期为了笼络汉族地主豪强，承认他们荫占人口的特权，实行“宗主督护”制，所以人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北魏虽然拥有可资分配的国有土地，但缺乏劳动力，必须利用强有力的皇权限制豪强势力的膨胀，将大量的浮游、荫附户口掌握到政府手中，并将他们安置在国有土地上，成为政府的编户齐民。随着均田制的实施，北魏政府对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急切，促使其在均田令颁布的第二年就实行了三长制，规定五家为一邻、五邻为一里、五里为一党。实际上是采用汉族传统的什伍组织编制户口的办法，代替了旧的“宗主督护”制度。
三长制对鲜卑贵族和汉族大地主豪强来说很不利，激烈的争论又喧嚣朝野。首先站出来反对的是中书令郑羲、秘书令高佑，他们说三长制打乱天下之法，说来可用，实际难行。太尉元丕也反对三长制，不过他的话要圆滑得多，他说：“此法虽然对公私有益，但现在农事太忙，到冬天闲月再议把。”企图以“民必劳怨”阻挠三长制的推行。李冲针锋相对批驳了反对派的观点，冯太后旗帜鲜明地支持李冲的意见。她说：立三长制可以解决政府的两大难题：一是课有常准，赋有恒分，增加财政有了保障；二是“荫露之户可以查出，侥幸之人可以制止”，增加编户有了保障，“何为而不可”？最后在冯太后的裁决下，于太和十年(公元486年)二月实行了三长制。三长制防止了地主豪强继续荫占人口，有效地促进了国家户口的发展，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4、
改革赋役制度。北魏前期租调很重，每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每人又征税帛一匹二丈，以供调外之费，农民负担相当沉重。实行“班禄”制后，又增加帛三匹，粟二百九斗，作为官吏的俸禄开支。而且在实行过程中，士族豪强多向普通民户转嫁负担，农民往往被逼得“弃卖田宅，漂居异乡”。这样的赋役制度只能使国家编户齐民大量减少，政府的税源随之萎缩。为了吸引广大隐附和流散的人口重新成为国家编户，同时也为了适应均田制实施后的新情况，北魏政府制定和推行了“新租调制”。与此前的租调额相较明显下降，大致只有均田制之前租调额的1/2左右，属于轻徭薄赋的政策。这种“轻税入官”的办法可避免再走竭泽而渔的老路，有利于自耕农经济的巩固和发展，有效地维护了当时的社会稳定。
公元490年，冯太后去世，孝文帝亲政。为了更好地推行这些新制度，进一步改革，完成汉化运动，公元494年，孝文帝决定把都城从平城迁往洛阳。鲜卑贵族不愿意丢掉在东北占有的牧场，怕伤害自己的政治地位，极力反对迁都，又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叛乱。孝文帝果断地实施镇压，许多叛乱者被处死或废为平民，巩固了迁都和改革成果。
发展壮大：“四方无事，国富民康”，“商胡贩客，日奔塞下”
通过一系列改革，北魏政权进一步得到巩固，经济迅速得到发展。
首先是国家户口大幅度上涨。由于实行了三长制，原来被地主豪强和鲜卑贵族控制的“隐口漏丁”大都成为编户齐民。正光元年(公元520)，全国户口达到了500多万，比西晋统一后的全盛之时增加1倍。此时北魏南边的边境不过淮南，疆域比西晋太康时要小得多，在半壁河山之内户口发展如此迅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它标志着中央集权力量和国家财政经济实力的增强。
经济日趋恢复和发展。由于均田制的实施，赋税制度的减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从而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黄河中游许多荒地重新得到开垦，生产工具比以前更加复杂科学，水利工程遍布各地，生产技术明显进步，粮食产量显著提高。由于农业的发展，工商业也日趋繁荣，由于绢布的产量增加，价格从北魏初年的一匹一千钱下降到二、三百钱。对外贸易异常活跃，朝鲜、日本、中亚西亚及更远的许多国家都前来与北魏贸易。史言“商胡贩客，日奔塞下”，可知场面的热闹。
国家财政明显壮大。由于国家积蓄丰厚，虽有灾情，甚至“一岁未收，未为大损”。特别是均田制实行后财政收入大大增加，当时“国家殷富，库藏盈溢，钱绢露积于廊者，不可较数”。人民生活也渐趋富裕，“四方无事，国富民康”。
改革使农民等弱势群体从各方面得到了好处，如有了土地、减轻了赋税、脱离了豪强地主的压迫，收入有所增加等等，从而缓和了紧张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北魏政治开始呈现出一种清明的气象。可知北魏的强大是从改革中走出来的。
(作者为财政部财科所研究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