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像

汉武帝陵

　　有为而治：讨伐匈奴、兴修水利、通使西域

　　汉武帝是一位 “雄才大略”的皇帝，即位后不满足于西汉前期的“守成”政策，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西汉王朝在政治经济领域取得了当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辉煌成就，给后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汉武帝即位第一件大事，就是反击匈奴，保障边境安全。说起历史上我国北部的匈奴民族，就会想起“昭君出塞”的故事。这是西汉前期“和亲政策”的真实写照，既是民族融合的美好一幕，也是西汉政府不得已所举，说起来难免有几分苦楚。匈奴是我国北方一支骁勇善战的民族，从秦朝开始日益强大，不断进犯中原，给中原人民带来很大痛苦。所以，从秦始皇开始就修筑长城，但长城再高也挡不住南下的金戈铁马。西汉时经常遭到匈奴的袭击，掠取中原人民的财产不计其数，汉高祖刘邦、吕后时，曾经发兵抗击匈奴，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最后采取了娄敬的建议，开始与匈奴“和亲”，选刘氏女为公主嫁与匈奴单于，每年贡献大量的米、酒和丝织品。这样缓和了相互间的关系，但也促长了匈奴的蛮横，竟然提出与吕后和亲，使吕后恼羞成怒，又无可奈何。汉武帝即位后，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兵强盛，他决心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开始对匈奴展开反击。
　　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西汉第一次打响了抗击匈奴的大规模民族自卫反击战。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卫青奉命率数万骑兵北伐匈奴，收复了河套以南失地，并建立了朔方郡；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率万余铁骑出陇西，并深入匈奴境内二千余里，最后迫使匈奴浑邪王率人马四万余归汉；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又奉命率军分道深入漠北，一举击溃了匈奴主力。经过十余年征战，穷追猛打，挫败了匈奴的势力，保卫了边陲的安全，减轻了中原人民的痛苦。
　　反击匈奴的战争，引起了军队粮食的大量短缺，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汉武帝下令兴修农田水利，一时间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蓬勃兴起。元光年间，发卒数万人开漕渠，自昆明湖(今陕西长安县西南)至黄河，长三百里，灌溉民田万余顷。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开六辅渠。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修建著名的白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河，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又修渭渠(陕西)和汾渠(山西)，各发卒数万人，费时长达三年。还修龙首渠，挖深井四十丈，井之间相通，长达十余里。当时，朔方、西河、河西、酒泉引黄河，关中诸渠引诸川，汝南九江引淮河，东海引巨定河，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溉田，各万余顷。至于小渠、陂池之类，不可胜言，天下所费巨万万。
　　在抗击匈奴战争中，一方面不少失地收复，另方面需要动用大量人力转输军需。为了守卫失地，减少运输，汉武帝迁徙大量民众戍边，在边境大兴屯田，这是抗击匈奴、巩固边防的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军国大计。大量移民的居住、粮食、生产工具、种子、牲畜等费用全部由国家财政负担，缮道馈粮，远者三千，近者千余里，其费用以亿计。
　　汉武帝打败匈奴后，开始拓展疆域，派张骞三次出使西域。第一次出使大月氏，历时13年之久；第二次出使印度；第三次招抚中亚诸国，拜张骞为中郎将，率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万数，金币绢帛数千巨万。从此开通了中国通往西域著名的“丝绸之路”，开始与西域诸国建交通商，每年使臣不绝于途，送往迎来，所费巨万。
　　胜利的凯歌，也促长了汉武帝在生活上的骄奢。建造上林苑，供其狩猎，广袤数百里；开昆明池，烟波无际；造楼船高十余丈，作柏粱台高数十丈。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置于后宫。由于宫女增多，缝衣工人多达数千人，岁费数巨万；制作金银器，每年各用五百万；三官和东西织室，所费各五千万；御马由百匹扩大到万匹。崇信神仙方术，建通天台、神明台、明光台，号称千门万户。还爱巡游，多达20余次，北至朔方，东到泰山，南至海上，足迹遍布长江以北各郡县。所过赏赐，用帛一百余万匹，金钱以巨万计。

　　财政空虚：增旧税、创新税，犹不能满足浩大的军费

　　汉武帝打匈奴，虽然制止了匈奴对汉朝的掠夺，使边境人民的生命财产得到安全，但却消耗了大量的财政储蓄。如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至元狩四年(前119年)，用于军械、战马、粮饷、衣甲、将士犒赏、降人给养以及筑城防御、募民实边的各项费用，大得惊人，史言“财赂衰耗而不赡”。如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发十余万人在朔方筑防御工事，千里转运，山东以北咸服劳役，费数十百钜万。此年，浑邪王率数万人来降，汉武帝发车三万辆相迎，赏赐有功之士，所费百余钜万。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为了犒赏连年抗击匈奴的有功将士，西汉朝廷竟赐黄金二十余斤。同时，汉武帝大力兴修水利，也增加了财政支出。如从元光六年(公元前129)至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用于兴修水利的费用也多达“钜万十数”。西汉本已十分充裕的财政，由此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汉武帝首先增加租税，如汉初向15至65岁的成人征税算赋，每人120钱，到汉文帝是减少到40钱，汉武帝又增加到120钱。其次创设新税。汉武帝以前，租税只有田租、更赋、市租、献金及山泽税，至汉武帝时创立了各种新税。一是人头税，称口赋或口钱。对3至14岁的儿童征税。民产子三岁开始起征，每口交23钱。由于征税过早且重，致使民不敢生育，产子即杀。二是缗钱税，对商人及高利贷买卖物品、贷款，按其交易额或货款额征税，每千钱征取120钱；储存手工业制品或贩卖者，依产品价值四千钱征取120钱。三是车船税，对车船征税，有小车一辆征取120钱，商人小车征取240钱；船长五丈征取120钱。四是马口钱，对马的饲养者征税，依照马匹的价额，每千钱征税20钱。五是关税，对往来过关的人征税。
　　汉武帝增旧税、创新税，犹不能满足浩大的军费，于是实行卖官鬻爵、纳金赎罪制度。当时买官之风盛行，给政府交纳物品者可以补官，给钱者可以免罪，募民入官府为奴婢者可以得官，甚至交纳牛羊者也可以为郎官。世家子弟、斗鸡走马、弋猎博戏之徒，皆纳财得补郎官。同时又买武功爵，共设十一级，每级价格十七万，共收入30余万金。但对于当时浩大的财政支出来说，无非是杯水车薪，仍无济于事。
　　卖官鬻爵，犹感不足，汉武帝开始让富人捐献，由于富商豪强多匿财不报，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颁法“告缗令”。规定凡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者，一旦被告发，财产全部没收，并戍边一年。凡主动告发者，罚没的财产一半作为奖励。由于检举告发有赏，于是告缗遍天下，中等以上的商贾富户大都被揭发。杨可主持告缗，派遣许多官吏到各地核实查办，得到的财物以亿计，奴婢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史言杨可告缗遍天下，民凡有积蓄者皆受其害。可见，这时的国家财政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因此，汉武帝又创立盐铁专卖制度。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秋，由武帝的近臣、亲信组成的最高决策机构“中朝”，举行了一次国策论证会，年方32岁的桑弘羊，极力倡议推行盐铁专卖政策，但贤良文学和各种守旧、反对派势力坚决反对，结果展开了一场盐铁大辩论。贤良文学们举事之议“不可胜听”，桑弘羊大言专卖“有益于国，无害于人”，可以做到不向百姓征税而国家财富以赡。经过唇枪舌战，“中朝”还是最终作出决定，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宣布实施盐铁专卖政策。
　　盐铁专卖实行的效果很好，不仅州县财政富饶，国家府库也大为充盈。甲车之费，克获之赏，以亿万计，全由大司农保障供给。

　　汉武帝罪己：若不改弦易辙，西汉随时都有被倾覆的危险

　　汉武帝时期，用兵最多，规模最大，时期最长，造成的不利影响也最深。
　　国家财政从极其充实的高峰迅速滑落到空虚的低谷。汉武帝即位初，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腐败而不可食。但是，伐匈奴的战争只有十年就耗尽了汉兴七十余年的积蓄。国家府库空竭，不足以供战士。前后形成天壤之别。汉武帝虽然通过各种办法弥补财政，几乎手段用尽也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
　　战争又使社会经济出现萧条。战争期间，由于戎马不足，耕牛入阵，驹犊生于战地，六畜不养于家，五谷不长于野，民连糟糠都吃不饱，致使人相食。人民战死、饿死、病死者到处可见，特别是大饥过后，死者无人埋葬，为猪狗所食。由于人口大量减耗，经济长期得不到恢复，田地有垄而不开，城郭有宇无人住。
　　武帝为反击匈奴，将士伤亡惨重，财力耗费巨大，自后国势渐衰。而地方官吏滥征民力、加重赋敛之举层出不穷。再加此间水、旱、虫灾连续发生，许多农民终因失去土地而破产流亡。据载，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关东就出现流民二百余万口，无户籍之民达四十万众。自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起，关东等地区便不断爆发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大者数千人，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抓太守、杀都尉。小者以百数掠夺乡里者，不可胜数，道路不通。
　　严峻现实已使武帝感到若不改弦易辙，西汉政权随时都有被倾覆的危险。他开始反思自己，认为对不起百姓，对不起国家，后悔不已。他谴责自己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由于歉疚之情难以按捺，于是写了一纸诏书，给自己定罪，以谢天下，这就是著名的《轮台诏》。在《轮台诏》中，他深刻地陈述了既往的悔恨，并表示以后“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由是不复出军，还制定了“以明休息，思富养民”的政策。之后，汉昭帝和宣帝继承了武帝晚年的政策，又使西汉社会再度呈现了“吏称其职，民安其业”的局面，这可能是对汉武帝的最大安慰。
　　由轰轰烈烈到三省吾身，从气壮山河至下诏罪己，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既有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业绩盖世的辉煌一面，但同时又存在好大喜功、奢侈浪费的灰暗一面，其功过是非成为历史上难以评说的人物。 不过，汉武帝不居功自傲，敢于公开向天下人承认自己的错误，实在是难能可贵，也显示了他气度非凡，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作者为财政部财科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