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读者：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关于财政史的一段话发人深省。他说，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在此，我们把从秦到清的财政史呈现给大家，或能从中体会到我国历史上财政改革的惊心动魄。

　　提要：在硝烟弥漫，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春秋战国时期，今天的陕西岐山以西，有一个弱小的国家就是秦国。秦人的祖先以游牧、狩猎为生，周平王时(公元前770年)被封为诸侯。秦建国后，至秦穆公时逐渐在西方露出头角，但与当时的齐国、晋国、楚国相比，犹如土丘比之泰山。进入战国以后，秦国仍然故步自封，与其他诸侯国相差很远，中原各国皆轻视之，常常以“夷狄遇之”，被排斥在各国盟会之外。到秦孝公时，看到诸雄争霸，大有被吞并的危险，决心变法图强，由此走向强大，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商鞅

商鞅到秦国后受到秦孝公的赏识。

　　招贤纳士：“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秦国为什么那么弱小？其中的原因有四：一是政治体制的问题。当时的韩、赵、魏、齐等发达的国家，已经建立了封建制度，使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适应，而秦国还维持着奴隶制不放，国家政权的统治形式仍然是分封制，权利被旧领主贵族所分割，国君权利严重削弱。官制仍然实行世卿世禄制，人才被压制和埋没。二是土地制度的问题。当时其他国家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废除了奴隶社会的井田制，建立了田亩制和地税制，承认土地私有，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而秦国还实行井田制度，在这种土地制度下，劳动者还被看作会说话的工具，没有生产热情，致使公田荒芜，收获锐减。三是土地占有不合理，被分封的土地被旧领主时代占有，连同封地上的劳动者也成为其私有财产。一般的农奴很少有自己的土地，虽然他们有一些分地，但却没有所有权，不愿意投入太多的劳动和成本，影响了土地的产量。四是税收制度落后。其他国家都实行了实物地租，农民只要向国家缴纳一定的谷物就可以了，人身比较自由。而秦国还实行劳役地租的形式，劳动者要为奴隶主服役，人身受到严重的束缚，生产力受着旧的税收制度的阻碍。
　　因此，秦国的财政面临着重重危机。财政来源衰竭，这主要是经济落后造成的，农业生产中不仅产量低下，而且水利设施差，土地荒芜得不到开发。工商业也不发达，与齐国和魏国相比差之千里。
　　为了改变秦国的落后贫弱的局面，秦孝公决心招贤变法。好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难得的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开放时期。作为有志之士，无不四处奔走，游说诸国，以图自己的政治抱负。因此，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农家等，各抒己见，各倡其说，有的提出了“节用爱民”的“仁政”，有的提出依法治国的“法治”，有的推出“足食足兵”的观点，有的提出“遵守天道”的思想，每种主张，各具特色。作为有为之君，无不招贤纳士，改革变法，使自己的国家早日民富国强。魏国任用李悝变法，赵国任用公仲连变法，楚国任用吴起变法，韩国任用申不害变法，齐国任用邹忌变法。变法成求强致富的必由之路。所以，秦孝公向天下宣告纳贤诏：“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消息传到卫国的商鞅那里，认为这是一个展示宏图的机会，于是收拾行囊，来到了秦国。商鞅见到秦孝公，开始讲“强国之术”，只有改变土地、赋役、徭役等各方面的分配不公，才能争取到广大人民的支持，谋求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不断胜利。秦孝公越听越入迷，继之大悦，不由得把坐席往商鞅跟前移动，一连听了数日而不倦。不顾旧领主贵族甘龙、杜挚等人的反对，命商鞅为了左庶长和大良造，主持秦国的财政改革。

　　改革图强：商鞅两次变法“道不拾遗，民不妄求”

　　公元前356年，商鞅正式开始改革，这不仅是使秦国历史发生转折的关键一年，也是中国历史发生最大转折的关键一年。
　　但是，改革一开始就受到旧贵族的反对。他们提出“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即圣人不用改变人民习俗来推行教化，明智的人不改变旧法来治理国家。商鞅针锋相对反驳：夏商周三代礼制不同，但都成就了王业；春秋五霸的法度也不相同，也都成就了霸业，所以“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
　　商鞅为了使改革能够顺利进行下去，巧妙的采取了分两步走的办法。第一次改革，首先是建立编户齐民、奖励耕织和奖励军功的制度，让人民得到好处，获得人民的支持。其次建立法制思想，为下一步大规模改革创造条件。为了树立法律的权威，以保障改革法令的执行。商鞅曾在国都南门外立了一根三丈高的木桩，宣布如有人搬到北门去，就赏给十金。一般百姓都很奇怪，没有人去动。后来宣布将赏金增加到五十金，终于有一个不怕事的出来，将木头搬到了北门。商鞅当场赏给这个人五十金。通过这件事，表明了新法的权威性。商鞅主张轻罪重刑，认为这样可以迫使民众连轻罪都不敢犯，重罪更不敢犯。商鞅为了保护私有的耕牛和马，规定对盗窃牛马的人判处死刑。他的法令也起到了明显效果，人称商鞅治理下的秦国“道不拾遗，民不妄求”。商鞅制定的法令虽然过严过密，但是为他接下来的一步步改革树立了权威。
　　六年后，商鞅进行了第二次改革，开始直接全面触及贵族的利益，彻底改变了秦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其主要措施有：
　　废除分封制，推行县制。在商鞅改革前，秦国仍然实行的是与贵族占有土地相联系的分封制、等级制和世袭制。由于封国占有大量的土地和人口，严重地削弱了国君的权力。商鞅废除了这一制度，将封建领主的土地合并整理为41个县，设置由国君任命的县令、县丞、县尉等官员进行管理。县制的推行，把全国的政权、兵权、财权集中到中央政府，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统一的政治体制，巩固了统治，发展了小农经济。
　　废除井田制，改革土地分配不公。商鞅下令打破旧的阡陌封疆，用法令的形式废除井田制。新的土地分配，一方面是按照军功大小分配土地，立功多的可以多分土地，许多寒微的人无不求军功以广占田宅。
　　废除世卿世禄制。秦国原来的俸禄制度也是世袭的，商鞅废除此制，建立起因功赐爵、依爵授官、依官受禄的新的俸禄制度，改变了原来官职和俸禄严重分配不公的现象，促进了社会上人才流动，让更多出身寒微百姓有了进阶的途径。
　　制定户籍制度，改革税源、役源、兵源分配。秦国在改革前，由于实行分封制，国家的户口连同井田一起分封给了大小的旧贵族领主，商鞅在改革中，制定了新的户籍管理制度，从根本上剥夺了旧领主贵族对户口的占有。这一改革使劳动人手的占有得到了彻底改变，税源、兵源、役源得到了保障。
　　改革税赋制度，实行负担公平的原则。商鞅提出“訾粟而税，则上壹而民平”，就是国家按照统一的政策征税，按照收获多少定额征收，旧贵族占地多就要多交税，这样就可使人民的负担公平合理。供养军队的军赋，商鞅制定按照人头征收，这主要是针对旧贵族人口繁多，以此限制他们不敢多养食口。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鼓励农民垦荒，如按亩征收势必会挫伤人民垦荒的积极性。在工商杂税方面，商鞅实行了重税政策，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重农抑商。
　　采取多种重农措施，扶植自耕农阶层。为了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商鞅规定凡是努力耕作的，粮多布多的家庭，免除其全家的租税徭役。为了给农民创造好的生产环境，商鞅大量裁减官吏，他认为官吏人数少就不会过多烦劳农民，农民从事劳动的天数就会多起来，保证农业不受影响。商鞅还严禁富户雇工，认为雇不上工，富户人家就不能大兴土木，就有更多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商鞅为鼓励小农经济，还规定凡一户有两个儿子，到成人年龄必须分家，独立谋生，否则要出双倍赋税。这些政策有利于增殖人口、征发徭役和户口税，发展小农经济。
　　统一度量衡，加强“数字化管理”。商鞅提出：“强国知十三数，竟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马、牛、刍藁之数。”商鞅通过户籍制度、上计制度和一系列细致的法律把国家财政纳入数字化管理的轨道，加强了国家控制财政的能力。

　　不畏权势：依法严惩才能保证新法的推行

　　商鞅的第二次变法，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进一步剥夺了旧贵族的特权，触犯了他们的利益，遭到了旧贵族的顽强反抗。数以千计的贵族来到国都，抗议新法。以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公孙贾为首的一批旧贵族还唆使太子出来捣乱犯法。商鞅对秦孝公说：“国家的法令面前，人人平等。新法无法推行，主要上面的人不肯遵守。现在太子违法，必须依法严惩才能保证新法的推行。但是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便刑罚。既然是太子的老师调唆的，就应该让他来担当这个罪名。”于是，秦孝公就把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公孙贾判了黥刑(在脸上刺字并涂墨)。但是贵族的反抗并没有停止，随着变法的深入，斗争也日益复杂尖锐。商鞅把为首的祝懽处死，把继续作乱的公子虔执以劓刑(割掉鼻子)，把一些反抗的贵族流放到边境去。有的贵族指着商鞅说：“秦国人把你恨透了，你的寿命像早上的露水一样，长不了。”有的贵族对他说：“你现在只是有国君为你撑腰，国君一旦死去，秦国会重重地收拾你的。你的灭亡，翘足可待。”还有的贵族指使人暗杀商鞅。商鞅没有被吓倒，仍然坚持变法。
　　公元前年，秦孝公病故，秦惠王继位，旧领主和旧贵族及其宗室贵戚再次乘机反扑过来。他们对秦惠王说：“臣重国危，今秦人只知道有商君之法，不知道有大王之法，商鞅反为君主，大王却为臣下。商鞅是大王的仇敌，愿尽快图之。”公子虔之徒造谣惑众，说商鞅要谋反。商鞅提出“告归”，但时已晚矣。秦惠王在这些人的煽动下，发大军捕杀商鞅。商鞅在其封地彭池被抓获，在京城处以最残酷的刑罚——车裂，同时全家被杀，显赫一时的大改革家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留下了一个悲壮的结局。

　　迅速崛起：“秦富天下十倍”，远远走在了诸国的前面

　　商鞅虽死，其法未败，他的新法得到了秦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通过贯彻商鞅制定的法律和制度，秦国在西方迅速崛起。生产力明显提高，土地得到大量开发，铁器和牛耕普遍使用，农田水利大为改善，农业亩产量平均为2石，水田亩产最高达到6石，一人生产可养九人消费。社会经济日趋繁荣，关中地区“膏壤沃野千里”，成都平原号称“天府之国”，当时的小米每石只有30钱，小麦的价格比小米还低。国家财政实力得到明显的增强，国家库存的粮食达到了充盈的程度，通过盐铁专卖得到了大量的山泽之税，随着商业的发展关市之税越来越多。因此，国家的经济实力非常雄厚，《战国策》中记载，秦国“积粟如山丘”，“积蓄殷富”。《史记》记载秦国，“民以殷富，国以富强”。与当时的各国相比，“秦富天下十倍”，远远走在了诸国的前面。
　　由于财力的增强，人口的增加，秦国具有了一支战无不胜的强大的军队，成为天下唯一的“国富兵强”的霸主。于是，东进南下，横扫六国，完成了统一大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统一的封建王朝，使中国正式进入了封建社会。由此看来，国家的强大与否，与财政有着密切的关系，财政的壮大，只有走改革之路。

(作者为财政部财科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