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开业的中美合资银行——四川美丰银行。

图为20世纪20年代生产的美国国民牌银行记账机，现展示于上海银行博物馆，是全球仅存的惟一一台。

　　提要：近代中外合资银行虽然资金实力较为雄厚，还享有一定的政治特权，而且在一段时间内也曾获得了程度不等的发展，但大多数银行的经营仍然不成功，最后被迫陷入停业倒闭的境地。

　　中法实业银行首启停业之门

　　整个20世纪20年代是近代中国金融业曲折发展历程中的一个特殊时段，一方面包括新式银行在内的各类金融机构得以高速发展，另一方面大大小小的金融风潮频繁发生。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1921年7月2日中法实业银行突然停业，拉开了中外合资银行停业倒闭的序幕。接着1923年10月中法振业银行停业破产，同年底华义银行的华股全部转让给外方，次年被改组为纯粹的意大利资本银行；1925年震义银行停业清理；1927年四川美丰银行的外方股份退出，改组为纯粹的华资银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经济环境中，中外合资银行的生存条件更为恶劣，又相继有中华汇业银行、华威银行、中华懋业银行停业清理，再加上清末设立的华俄道胜银行也于该时期破产倒闭。至此，民国时期中外合资银行的设立热潮逐渐冷却下来。
　　中法实业银行最先开启了中外合资银行的停业之门。1918年以后，该银行的经营开始走下坡路。以北京分行为例，先是投资内河运输业失败，后又从事大米的国际进口贸易，因国内行情把握不准而无法售出，在转运法国途中被德国水雷炸沉，损失惨重。又因战事方酣，海运保险已经停止，损失只得自负。遭此连续的巨大损失，银行元气大伤，资金周转出现了紧张情势。为了挽回业务上的颓势，该银行不惜孤注一掷，多次抽调资金参与巴黎股票市场投机，结果仍归失败。于是，银行捉襟见肘、内外交困的窘况终于掩盖不住了。
　　1921年年初，法国政府及法兰西银行知悉中法实业银行地位危难，当即商请各银行组织银行团援助该银行，并研究改组的方法，但均无结果。中国政府也为改组银行一事，曾派财政部次长吴鼎昌与该银行磋商办法。双方旋于同年6月9日和6月14日互换公函，声明中国政府有指派本行董事会1/3董事的权利，并同时在北京设置管理处，副处长一职由华人充任，所有在华各分行的全部事务应由该副处长受董事会的监督，协同法派处长执行。6月30日，在巴黎的中法实业银行董事会鉴于银行资金支出短绌，债户追讨，应付维艰，特向当地商事法院提交营业盈亏对照表，请求判准援用战时变通办法继续营业。商事法院经审核认为手续不符，答复须待到7月25日该银行股东大会议决之后再行提出，方能予以判决。然而，尚等不及股东大会召开，中法实业银行已难于支撑，只能宣布停业。从7月2日起，中国境内的中法实业银行所有分行同时暂停营业。
　　对于中法实业银行停业的原因以及停业前维持办法的失败，法国政府主张对外严密封锁消息，以免引发事端。但新闻界很快将消息透露出来，法国舆论大哗，抨击的矛头直指政府，认为中法实业银行是本国在远东地区的经济桥头堡，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此时因国家战败深受影响的德华银行也在重张旗鼓，本国政府则任由该银行停业，不给予全力维持，从而使法国在远东地区的信用受到严重损害。尽管国内舆论反应激烈，法国政府依然拿不出具体的解决办法，中法实业银行最终还是难逃停业的厄运。事后法国官方派人清查了该银行账目，发现股本亏蚀在3/4以上，依公司法已不能复业。但鉴于该银行过去在中国享有一定信誉，为法国带来过不少实际利益，故而始终不宣布其破产。
　　停业后的中法实业银行几经曲折，至1925年7月改组为中法工商银行，仍为中法合资，由法国方面出资80%，中国方面出资20%，中方投资者主要为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此后，该银行在华各分行也相继复业，但业务的进展已大不如前，也不再发行钞票。

　　中华汇业银行厄运接踵而来

　　中华汇业银行的设立宗旨名义上是为增进中日两国贸易活动服务，实质上是日本进行对华经济扩张的一种手段。该银行一直与北京政府中的亲日派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其业务的开展也严重依赖于政府部门。随着北京政府的倒台，中国政局发生了重大改变，该银行总管理处也于1928年夏匆匆迁至天津租界。
　　中华汇业银行规定以日元为股本单位，开办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之际，全球金价最便宜，日元行市也最低，每1日元仅合银元4角左右(最低价只合3角7分)，所以招股的时机和条件均特别良好，全部股款很快便招收足额。后来由于该银行大量对北京政府放款，并且多半是有借无还，沉淀的资金积累甚巨。至1927年夏该银行因为现款不足需要增资，由理事会议决定续收股本四分之一，计250万日元，中日各半，中方需要交付股款125万日元。此时日元汇价已高，差不多与银元平价，老股东中有一部分人对于续付股款感到吃力。加以大股东方面有些人担任银行理事或监事，知晓银行内部状况，深感前途不妙，虽有力量亦都不肯再交付股款。而日本方面则坚持须待中方股款全数收足后再一次性交付，因此股本续收一时难以完成，银行的业务经营随即陷入困境。
　　当时实际执掌中国北方军政大权的奉系军阀集团，从维护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经过权衡得失后认为实有维系中华汇业银行的必要，为此加入了相当数额的股份，暂时缓解了银行的燃眉之急。1927年10月，由奉系集团正式接管中华汇业银行，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扭转不利局面，如通知各分行努力揽收存款，推行天津地名钞票，添设奉天分行以图拓展新的业务。然而不久大势骤变，北伐军逐步北向，奉系军队被迫退出关内，所属军政人员也全部陆续撤离北京，北伐军于1928年6月8日进入北京。奉系人员在出关之前，纷纷向中华汇业银行提取存款，为数很大，上年续收的部分股款到此告罄，该银行的头寸陡然感到吃紧，每天都在艰难支撑。再加上先前发生了“五三”济南惨案，激起全国人民的反日浪潮，京、津两地的民众对该银行表示不信任，纷纷挤兑提存，难以为继，遂于1927年12月8日各分行同时宣告停业。

　　中华懋业银行终告失败结局

　　中华懋业银行是中国政府特许设立的中外合资银行，资本非常雄厚，规模宏大，而且取得了发行特权，其地位几乎与中国、交通两银行相当，理应大有可为。但实际上该银行开业后颇不顺利，业务经营状况长期不佳，至1929年终告停业清理。总结该银行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 初期股本以美元为单位，为日后的经营埋下了不利的隐患。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最初阶段国际银价异常坚挺，银元0.8元可换美元1元，但不久银价即转趋下跌并持续走低，形成所谓金贵银贱的趋势。在此情况下，如果银行资本以美元计算，而在华经营业务又以银元计算，便会产生一个盈亏问题，资产负债以美元计算将不断减值，资本总额愈形缩小，有如减资。因此，为了抵消银价下落造成的影响，该银行不得不做美元掉期交易。此种交易是在银价下落时卖出即期或近期美元，同时买进远期美元，所以又名套头交易。这样做的好处是，既可以使一切交易的美元价值在特定时间和数量内暂时保持稳定，也可以使银价对银行业务的长远影响缓和下来。但卖出、买进的时机把握不准便会出现差额(即贴出利息)，如经常大量地做这种交易，则累积起来的贴出利息是相当巨大的，从而形成亏损。更何况套头交易只能在短期内起缓冲作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后来中方建议改股本单位为银元以避免这种损失，并于1922年派人赴美交涉，取得大通银行的赞同，将股本改为1000万银元，同时通过大通银行取得了大通及克罗格国民银行等所提供的巨额信用透支，以便发展外汇业务。可惜后来该银行的外汇业务经营均不得法，不仅未能获利，反而亏损甚巨。
　　第二， 贷款业务把关不严，出现巨额呆账。中华懋业银行天津分行曾大量放款给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协和贸易公司，不料1927年秋该公司因投机失败突然宣告破产，资产所剩无几，而负债却高达700余万元。协和公司的资金几乎全部来自金融机构的贷款，但银行手中握有的大多是空头栈单，根本起不到抵押的作用。在所有受害者中，中华懋业银行首当其冲，共计贷出200多万元，多成呆账。同时因为呆账风声外传，引发该银行钞票发生挤兑，幸亏其发行准备原为十足准备，所以未被挤倒。不过，经历协和公司倒闭事件后，该银行已是摇摇欲坠了。
　　第三， 银行内部纷争激烈，对业务经营造成严重冲击。首先是中美股东之间围绕银行的业务方针发生分歧。当初美方股东愿意投资创办中华懋业银行，主要是期望以此来推动中美贸易的发展，有利于倾销本国商品，因而极力主张集中资力经营国际汇兑，并建议在纽约及旧金山经常存储一笔巨额资金，充作经营国际汇兑业务的基金。中方股东则认为美国的利率水平远低于中国，不如将行内资金主要用于国内放贷以谋取高利，同时还希望能大量引进美国的低利资金。双方的业务主张差异太大，难以达成共识，对银行开展业务造成极大的障碍。其次是中方人员之间的派别争斗也很严重。内部有美国派、留学生派、买办官员派，各派的力量此消彼长，矛盾十分尖锐。1925年徐恩元去世，由原任华俄道胜银行买办的沈吉甫升任总理。徐恩元在世时尚能维持各派之间的均衡，使其和平共处。徐死后群龙无首，派别争斗愈演愈烈，彼此之间相互掣肘，各不退让，严重干扰了银行正常的业务经营。
　　1927年以后，中华懋业银行的经营每况愈下，资金周转非常困难。为了改变日益显露的颓势，该银行于1928年拟定改组计划，邀请中国、交通、金城、大陆等华资银行加入股份，但四家银行经查账后未予同意，仅提供了部分贷款支持。而此时美国大通银行见银行营业不振，坚决要求退股，更是雪上加霜。后来几经周折，最后南京政府内部的桂系集团对该银行发生兴趣，与美方代表谈判成功，接收大通银行全部股份并参与经营。但至1929年底蒋桂决裂后，改组亦不可能，该银行不得不全部停业清理。

(作者为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