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燕雁 摄

　　从今年秋季开始，国家全面免除城市义务教育学杂费。这一政策惠及全国2821万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也为2000多万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就读进一步消除了障碍。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受城市现有教育资源和部分免费政策的地域性限制，农民工子女进城后实现同等就学尚待一些政策性调整。

　　农村优惠，进城不再

　　老家在双峰县青树坪镇的陈雷今年来到长沙，在父母身边读小学三年级。孩子高兴了，家长心情却有些复杂。
　　陈雷在长沙当保安的父亲告诉记者，长沙读书收费比老家高一些。陈雷在老家学费、学杂费和课本费全免，而这学期到长沙读书缴了130元。
　　这笔开支对一般城市家庭而言不算什么，可对陈雷一家而言未必是小数。
　　据陈雷的班主任介绍，长沙市现行义务教育免费政策为本地户口生源一费制全免，外地户口生源只能免学杂费，仍要缴纳课本费、作业本费等。陈雷这学期开学缴的钱包括课本费、作业本费和饮水费等一些自愿缴纳的服务性收费。
　　为什么一些留守儿童在农村能享受免课本费、作业本费等政策，一旦进城就不能继续享受？湖南省教育厅介绍，自今年春季开始，农村学校学生的学杂费、课本费、作业本费、搭餐费全免，而城市义务教育全免学杂费、借读费等。免费教科书、作业本现阶段由中央财政、省级财政共同负担，实行户籍所在地管理；免费教科书循环利用，细化到学生个人。跨区域流动进城的农民工子女暂时还不能享受这些优惠。
　　困扰留守儿童家长的不仅有孩子进城读书依然须缴纳课本费、作业本费，还有部分学校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自愿缴纳的服务性收费”。
　　记者随机走访了多位家长，几乎所有采访对象都反映一个问题，即开学所缴费用高于学校发票所列金额。
　　这些费用包括哪些内容，家长很少能说清楚。
　　一位姓蒋的家长说，学校黑板上写多少自己就缴多少。本来孩子就是外来人口，不敢“生事”。

　　“就近入学”，资源紧张

　　长沙市教育发展计划处处长马经旭说，长沙市前两年指定一些生源相对较少的学校“定点接收农民工子女”。只要提供父母或监护人户籍所在地的户籍证明、身份证、合法有效的用工合同或工商执照、暂住证、六个月以上租房合同以及学生原就读学校出具的学籍证明，定点接收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名义向学生收取“借读费”和与入学挂钩的“赞助费”、“捐资助学费”、“共建费”等。
　　“这个办法显然与教育部‘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与城市学生享受同等待遇’政策有矛盾，”马经旭说，“既然同等待遇，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按理应像城市学生一样就近入学。”而且，定点学校学生爆满、教学资源不足，部分务工人员子女上学路途较远。
　　今年秋季开始，长沙市放弃“定点”一说。除原有定点学校，其他学校也不得“无故”拒绝农民工子女就近入学。但教育部门承认，一些好学校原本不愁生源，多数务工人员子女仍然只能到定点学校就读。
　　记者暗访发现，一些经济条件稍好的进城务工人员为了让孩子就近入学，或者到声誉好一点的学校就读，只能选择缴纳“外籍费”。
　　一名在长沙开小餐馆的家长告诉记者，送孩子进小学交了4000元“外籍费”。“虽然报纸登了，不管是不是定点小学，都要接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读，但如果不额外交费，要想进非定点学校，证件再齐，对方都说名额满了。”这名家长说，定点学校学生太多，条件偏差，孩子所在学校几名外地家长都交了几千元“外籍费”。
　　湖南省教育厅一些专家认为，随着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进城入学人数逐年增加，尽管少数学校存在违规收费现象，但城市教育资源不足是实际情况。
　　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年底，全国城市义务教育学校只占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总数的7%。长沙市现已接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超过五万人；现有50所定点学校，85%以上学生人数超员。
　　长沙市天心区书院路一小校长谭丽红说，全校学生488人，其中外来务工人员子女312人，10个班中8个超员。

　　“隐性伤疤”，亟待重视

　　大量农民工进城致使中国农村2000多万孩子自幼与父母分离。城市义务教育免除学杂费等政策正推动农村留守儿童走向城市，与父母团聚。但如何使这些年幼孩子在全新环境里适应城乡差距、实现身心健康成长，是一个新课题。
　　记者在长沙市芙蓉区东风小学采访一名现年11岁的学生，聊了聊父母以及她与同学们相处情况之后，小朋友突然郑重要求：阿姨，别在报纸上说我是农民工子女。
　　在多数成年人看来，“农民工”作为特定称谓，或许不带歧视意味。但孩子们似乎“少不更事”，还是感受其中“别有滋味”。教育心理学家认为，城市向农民工子女开放就学机会的同时，孩子们的心理健康应受到更大重视。
　　董人杰，今年10岁，一年前随父母转学长沙。孩子原本爱说爱笑爱唱，刚到长沙时兴高采烈，慢慢地却不爱说话了，整天沉默不语。父母想了不少办法，怎么也“撬不开”他的嘴。在记者推荐的一位心理老师循循善诱下，孩子道出心结：同学曾笑话他夹杂着乡音的普通话，同学们说话他听不懂，感到孤单、压抑。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高级心理保健师徐军认为，歧视是对儿童最大的隐性伤害。在城市插班读书，或多或少的歧视让农民工子女对自身贫困有深切的认识，自卑心理从此产生。一些地方设“民工子弟学校”或在学校内设“民工子弟班”，是对农民工子女贴“标签”，会让孩子们感觉自己是“异类”，是需要“隔离”的特殊群体。
　　“不安全感、对环境不适应、爱的缺失造成他们情感匮乏，”徐军说，“如果缺乏及时疏导和治疗，可能造成他们成年后生活痛苦，重则出现形形色色的反社会行为。”忽略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不但耽误他们的成长、前途，甚至可能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
　　一些基层教育工作者呼吁：应尽快消除对农民工子女的偏见和歧视；社会各界自觉注意言行，避免不经意间伤害这个特殊群体的心灵；政府和教育部门积极营造一个更公平的环境，关心、教育、帮助他们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