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20年代天津中法实业银行大楼。

华威银行纸币一组八枚

　　提要：民国成立后，在北京政府时期曾经出现过一个设立银行的高潮，国内大多数的重要银行均兴办于此阶段。这次发展高潮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成立的众多银行中，中外合资银行的比重较高，先后涌现出中法实业、中华汇业、中华懋业、华义、华威等20余家银行，在当时几乎成为了一种时尚。

　　10年间涌现20余家合资银行

　　在近代中国的特殊环境中，中外合资银行的出现时间略早于华资银行，但清末的情况是筹议者众而实施者寡，仅有华俄道胜银行和北洋保商银行两家设立。进入民国后，中外合资银行这种形式开始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不仅筹议者众而且实施者也不少，数量逐渐增多，至20世纪20年代初达到发展顶峰。据不完全统计，从1913年中法实业银行设立起，到1922年华威银行设立止，10年间累计设立了20余家中外合资银行，其中以1920年前后设立的家数最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民国时期设立的中外合资银行所涉及的国别大致有法国、日本、美国、意大利、挪威、丹麦等。其中大多数银行系中国与日本合办，但仅以中华汇业银行的规模为大，其余各家银行的规模均不大，且活动地域大多局限于东北地区。除此之外，中国与法国合办的中法实业银行、中国与美国合办的中华懋业银行、中国与意大利合办的震义银行、中国与挪威、丹麦合办的华威银行等，规模也都比较大。当时纯粹的华资银行中规模与之相当的只有中国、交通两家银行。除上表所列示的各家银行之外，还有属于中国与日本合资的中日银行(1917年)、振兴银行(1918年)、上海银行(1918年)、铁岭商业银行(1919年)、开原银行(1919年)、大东银行(1921年)，以及中国与英国、加拿大合资的汇通银行(1922年)。不过，由于这些银行缺乏更为详细的资料，故未收入上表。
　　民国时期中外合资银行的迅速崛起，绝非一种偶然现象，具有十分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条件催生并孕育了中外合资银行的发展高潮。就中国方面而言，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企业组织，所以热衷于与外国资本合作设立银行，主要有以下诸多因素所致。

　　缘于国家政体发生变革

　　1911年10月骤然爆发的武昌起义，很快在全国范围内蔓延成为气势磅礴的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清王朝近300年的异族统治，中华民国正式宣告成立。从形式上看，这次国家政体的变革，不同于以往历史上任何一次政权的更迭，是由封建君主专制向民主共和体制的根本性变迁；从内容上看，尽管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北洋军阀集团长期把持着国家政权，但其具体执政方针仍然体现出某种有限的新意与活力，一定程度上符合历史的发展方向。因此，民国的建立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不仅促进了社会的进步，而且带来了经济的繁荣。
　　据有关资料统计，仅1912年至1916年间中央政府公布实施的各种发展实业的条例、章程、细则、法规等共有86项之多，从而为全国经济的起步发展初步奠定了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同时，在共和体制逐步得到广大民众认同的过程中，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一些可喜变化，努力发展国家经济成为社会不同阶层人士的共同愿望；而且人们的眼光比以往开阔了，开始具备全球化意识，对于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合理性渐渐有所理解。当时，全国朝野中许多人都认识到通过引进外资推动本国银行业和工商业发展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而以孙中山、壮叔英等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均提出了关于创办中西合股银行的更趋成熟的主张，直接推动了中外合资银行的创办。

　　迎来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期”

　　在经过民国初年短暂的混乱局面之后，全国经济的发展很快走入正轨。特别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国内外市场需求骤然扩大，极大地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在工业生产方面，据统计资料显示，1914年至1919年的6年间，全国私人资本新设立各类厂矿企业379家，创办资本额累计达到8580万元，平均每年开设63家，新投资本1430万元，比辛亥革命前后时期(1895年至1913年)约增长了1倍多。同期的私人工业投资规模也相对扩大，与清末最后10余年相比，1912年至1922年间投资额在5万元以下的工厂数量有所减少，在5万至20万元之间的工厂数量基本维持不变，而20万元以上投资规模的工厂数量则呈显著上升趋势。其中，1922年资本额在20万至50万元的工厂增长了67%，50万至100万元增长了175%，100万元以上的则增长了128%。
　　近代中国民族工业规模最大的行业是轻工业，而其中又以棉纺织工业的发展速度最快。据统计，1912年至1927年全国新设立华资棉纺厂86家，创办资本总额13670万元；而在此之前的20多年，全国仅设立华资棉纺厂24家，资本总额亦仅有1863万元。这一切均充分显示出国内资本主义发展黄金时期的繁荣兴旺。在商业贸易方面，近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从一开始便具有极为明显的不平等性，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长期以来贸易入超不断扩大。民国成立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促使这一状况稍有改善，这往往也被认为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从全国对外贸易总的发展趋势来看，1923年的进出口净值比1912年增长了将近1倍，其中出口净值的增长幅度略高于进口净值的增长幅度；而且1915年至1919年间中国对外贸易的入超额大幅度下跌，尤其是1919年进出口数额几乎持平。这一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不但在数量上大幅度上升，而且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也有所提高，由1913年的不到1%提高到1920年的1.5%至1.9%。
　　受到这种经济急速发展趋势的强劲拉动，国内的资金需求异常旺盛，而资金的供给则相当缺乏。此时银行等新式金融机构在融资方面的优越性已经逐步显现出来，但华资银行的数量有限，在华外国银行又多注重中国的财政事务，难以满足经济部门的资金需求。于是，产生于清末而又长时期处于沉寂状态之中的本国银行业开始受到重视，同时社会各方也期望通过引进外资的方式创办中外合资银行，开辟一条筹集金融资本的新途径，以谋求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此背景下，国内银行业以超乎寻常的速度急剧发展起来，其中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中外合资银行的勃兴。

　　中外经济交往日益活跃

　　民国成立后，随着国内经济的复苏，对外开放的范围及开放程度均较前有所扩大和提高，而且中外之间的民间经济交往也变得日益频繁起来。对于大多数外国投资商来说，他们之所以热心于与华商合办银行，主要是为了谋求发展本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业务。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外贸易一度受阻，但战争结束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在华洋行势力大为扩张，1913年全国有洋行3805家，到1920年增至7375家，增长了将近1倍。战争对各个列强国家所造成的影响也各不相同，日本和美国由于卷入战争的程度不深，便利用战争期间的有利时机扩大在中国的影响，致使它们在整个中外贸易中的地位上升较快，特别是日本一跃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而英国、法国等国由于在战争中受损严重，其在中外贸易中的长期优势地位开始动摇。这就是民国时期较多出现中日、中美合资银行的一个重要背景条件。
　　此外，中外合资银行这一企业组织形式在制度方面的优势也促进了它的快速成长。从理论上讲，与本国银行比较，中外合资银行由于外国资本的介入，必定受到西方发达国家较为成熟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的影响，其内部治理结构应该更加符合现代公司的规范，因而也比较能够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而且，鉴于当时中国政府对外国银行一贯采取妥协政策，通过中外合资的方式，则可以享受设立手续快捷等种种便利。
　　总之，整个北京政府时期，中外合资银行在国家政体变革、国内经济逐步活跃、中外经济交往增多等一系列因素的推动下，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成为该时期国内银行业蓬勃发展的一道风景线。

(作者为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