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1837-1909)

汉阳铁厂

　　提要：清末名吏张之洞督抚湖广期间，致力发展民族工业，建成了当时亚洲第一家钢铁联合企业—-汉阳铁厂，开启了我国近代钢铁工业的先河，对后世影响深远。然而铁厂的建造过程——厂址的选定、原料的勘探、经费的筹措、设备的引进、企业的管理等，充满着坎坷、曲折与艰辛。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收藏与借鉴。毛泽东曾经说过，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道理也在于此。

从清流健将到洋务巨擘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伴随着风雨飘摇的晚清政府走完了他的一生。张之洞生于官宦之家，13岁成秀才，15岁荣膺解元，26岁提名探花；期间虽经历坎坷，但也算少年得志。随后即开始了其宦海生涯：先是派任浙江乡试副考官，后又历任湖北学政、四川乡试副考官、四川学政等职，任满后返京充任文渊阁校理，结束十年学官之履。此时正是清政府大兴洋务之时。
　　入京后，张之洞加入京师清流党，并很快成为其中的健将。在当时的京城，活跃着一班清高博雅之士，他们多无实权、以直陈时政为己任。时常上书言事，直言不讳，间或指弹权臣错责。这些人被指为“清流党”；他们逐渐成为慈禧制约洋务权臣的一股力量。张之洞因其世宦出身，自幼饱受儒家教育，国学功底深厚，秉性耿直、清廉，之前也与“清流党”人陈宝琛、王懿荣等有旧，所以很快成为这个圈子内的骨干成员，以敢言直谏留下了不少的佳话，同时也给慈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时尚无实权的张之洞以清流自居，本着对国家的忠诚和国事的关心，时常对李鸿章等洋务权臣的妥协、懈怠之举进行指责，但并不反对清政府洋务革新之举。通过一系列的奏折，他的忠诚、才识日益为慈禧所赏识。终于在光绪七年(1881年)，他被补受山西巡抚，开始了20余年的封疆大吏生涯，也开始了他由清流健将到洋务巨擘的转变。

洋务旗手立志兴民族之铁

　　从山西巡抚到两广总督，再调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封疆大吏20余年，完成了他从清流健将到洋务殿军的转变，成为晚清后期举足轻重的洋务领袖。
　　督抚山西之时，张之洞开始转向了洋务，意识到兴办实业的重要性，认为有效地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达到“求富”“自强”的目的。在大兴实业之时，他就萌生在山西建造近代化铁厂的意念。山西的冶铁业历史悠久，但由于本身技术落后，在“洋铁”的冲击下，日渐衰微，而且当时政府规定土铁不得出海，这就更加限制了山西冶铁业的发展。张之洞多次致电总署，要求重振晋铁，指出“购洋铁非计，宜于晋省炼铁成条，供洋局之用”，“以防利权外溢”。随后便筹备有关具体事宜。但不久，张之洞就奉调离任，出任两广总督。
　　督粤之后，鉴于国内的现状以及中法战争失败的教训，张之洞更坚定了兴办洋务的决心，建造铁厂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889年8月，他奏请在广州城外兴建铁厂的计划，还电请驻英公使刘瑞芬及后任薛福成，向英国谐塞德公司订购铁炉二座及各种机器，英国方面提出“欲办钢厂，必先将所有之铁石、炼焦寄厂化验，然后知煤、铁之质地若何，可以炼何种之钢，即可以配何样之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未可冒昧从事”，此时的张之洞因专业知识的缺乏而犯下了错误，他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用者，购办一分可耳”回复，拒绝了英方的合理建议。同年12月，他因主张修建卢汉铁路(卢沟桥至汉口)被调任湖广总督，随即奏请将购得的设备也移至武汉。
　　上任伊始，张之洞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洋务举措：开风气、办教育、兴实业、练新军，成就显著，功绩斐然，且后来者居上，成为晚清洋务运动中后期的一股重要力量。其中显著成就之一就是汉阳铁厂的兴建。1890年6月，成立湖北铁政局，委派“器端识远，心细才长，熟习洋情，曾充任美国等国翻译参赞等官”的湖北补用道蔡锡勇为总办，9月选定汉阳厂址，1891年1月动工兴建，1893年10月22日建成，历时两年十个月。铁厂由炼生铁厂(设日产100吨高炉2座)、贝色麻炉钢厂(即转炉炼钢厂，设55吨酸性转炉2座)、马丁炉钢厂(即平炉炼钢厂，设10吨平炉1座)、钢轨厂(设800毫米轧机)、钢材厂等十个分厂组成，工人3000多名，聘请了英国工程师设计、监工，雇用国外技师40余人，从英国、比利时等国购买了各种机器、配件等。1894年6月28日开炉炼铁。至此中国乃至亚洲第一家集冶铁、炼钢、轧钢于一体的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正式投产，比随后日本1901年投产的八幡制铁所早了七年。
　　一位外国观察家当时是这样描述汉阳铁厂的：“烟囱凸起，矗立云霄；层脊纵横，密如鳞甲；化铁炉之雄杰，辗轨机之森严，汽声隆隆，锤声丁丁；触于眼帘，轰于耳鼓者，是为二十世纪中国之雄厂耶。”当时的《东方杂志》也刊载了国外人士的惊叹：“汉阳铁厂之崛起于中国，大有振衣千仞一览众山之势……”，将其视为中国崛起的标志。
　　此外，张之洞还建造了先进的现代军工企业——湖北枪炮厂，轻工企业——湖北织布官局、纺纱官局、缫丝局、制麻局等，意在为铁厂提供产品销路和资金来源。他试图构造一个优先发展重工业，以重工业为主导，以轻工业促进重工业，重工业带动轻工业的工业化发展战略。

创业维艰充满坎坷与艰辛

　　然而，创业维艰，铁厂的兴建过程充满着曲折、坎坷与艰辛。
　　首先是铁厂的选址问题。按照西方惯例，大型钢铁企业选址要么靠近铁矿，要么靠近煤矿，取材便利，节省费用。李鸿章建议靠近煤矿，盛宣怀建议就近铁矿，张之洞从靠近市场便于打开销路以及自己督察管理方便等因素考虑设定厂址于汉阳龟山麓下，然而这样选择势必造成原料、燃料运输成本的增加，经费需求加大。况且此处虽地势开阔，但相对低洼，建厂需奠基九尺，又徒增加了经费的开支。
　　其次是炼铁所需要原料、燃料问题——铁矿砂和煤。张之洞派人先后勘查了湖北大冶铁矿、大冶王三石煤矿(矿井3处)、道七洑煤矿(矿井2处)、江夏马鞍山煤矿(矿井2处)等。以上煤矿合计每日产煤600余吨，但是煤质不佳，其中的王三石煤矿开采两年后就因积水而停工，不得以改购湖南各地土法开采的煤，直到1898年才在江西萍乡勘测、开采了煤矿，萍乡之煤磺轻灰少，适于炼焦，燃料问题算是基本解决，之后便形成了“以萍乡之煤，炼大冶之铁，以大冶之铁，制汉阳之械”的汉冶萍公司。这样就建成“以汉阳炼铁厂为中心，实兼采铁、炼钢、开煤三大端为一事”的钢铁工业链。
　　再次就是设备的引进问题。据勘测，大冶铁矿含铁64%，属于优质铁矿，但同时铁矿中含磷偏高，酸法炼钢无法除掉铁矿石中的磷。而张之洞对此不以为然，将早先向英国订购了2座酸法炼钢贝色麻炉用于炼钢。结果炼出的钢材含磷高达0.25%，远远高出铁路用轨钢材0.08%以下的要求。所制钢轨太脆、易断裂，不能用于铁路建设，炼出的钢材也成为废品大量堆积。原本兴建铁厂主要销路之一就是为卢汉铁路提供路轨钢，这样销路受堵，亏折巨大。后来买办盛宣怀接办铁厂又花费白银300万两改装碱法马丁炉，才能生产轨钢，改装工作直到1908年才得以完成。
　　第四是经费的筹措问题。汉阳铁厂拟建之初，张之洞以为只需200万两白银就可成事，实际建厂费用远远超出于此。据记载，铁厂从创始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交给商人承办，一共耗费白银568万两，这是晚清洋务企业中耗资最多的。当时清政府因甲午海战的失败，背负了巨额的外债，张之洞奏请的200万两经费都根本无法兑现，额外的支出就更加没有着落。张之洞无奈只好四处腾挪。经费的欠缺，使得铁厂建成后几度停产。
　　还有就是铁厂的经营管理不善。张之洞一改李鸿章等洋务先锋官督商办的集资、管理办法，采用完全官办的办法，所有的经费完全由政府出具。据说，张之洞此举是想先用官款办企业，然后召集商股，归还官本，最后再官督商办。官办企业，管理混乱，弊病丛生，冗员充斥，遇事互相推诿，一派官僚作风，且徇私舞弊、谋取私利者众多。现代性的大型企业缺乏科学的管理制度，缺乏有效的监督，效率低下，浪费巨大。
　　以上种种原因，使得汉阳铁厂的正常生产经营难以维系，最后只得交商承办。1896年，亦官亦商的买办盛宣怀接办了汉阳铁厂，由盛召集商股，实行官督商办；1908年，所谓的“汉冶萍公司”成立，盛宣怀任总经理，完全取消了“督办”而成为纯粹的商办企业。之后，又扩大了生产规模，产品一度还行销海外，铁厂出现短暂的“黄金时代”。
　　然而在那个积贫积弱的时代，政府无力扶持这样的重型工业企业。汉阳铁厂的命运注定充满着曲折和磨难。一战后，世界经济萧条，国际钢铁价格急剧下降，铁厂迅速衰落；1919年，1、2号高炉熄火；1921年，民国政府改变钢轨标准，导致铁厂近5万吨钢轨无销路，炼钢停产，至1924年铁厂全部停产；1937年，铁厂部分冶炼设备迁至重庆，其余或炸毁或被日军侵占，一代雄厂仅留英名传世。

功过是非谁人评

　　我们可以指责张之洞在兴建汉阳铁厂的过程中因科学意识淡薄、科技知识匮乏、技术引进失误、经营管理不善等出现的种种失误，但不能因此就抹杀他筚路蓝缕、勤笃务实、敢为天下先的开创之功。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不仅振奋了国人士气，更重要的是开创了中国钢铁工业的先河，推动了中国重工业的发展，也培养了一批掌握近代钢铁生产技术新型科技人才，扩大了产业工人队伍，为以后中国重工业的发展准备了技术力量和物质基础，揭开了湖北武汉工业化的序幕，在晚清洋务运动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功绩足可彪炳青史。
　　张之洞作为一位后来居上的洋务巨擘，同时又是一位深受国学传统熏染的晚清卫道者；在他身上，交织着传统与现代、坚守与开放的复杂情怀；他是那个风云变幻时代的矛盾结合体，是那段过渡性时代的过渡性人物。
　　透过张之洞兴建汉阳铁厂这一案例，我们能够感触到在国家贫弱、科技落后的近代中国，先辈们披荆斩棘的奋斗豪情。他们用自己的壮举以及付出的血的代价为后人铺设了一条通往现代化的探索之路。回忆过去不仅仅为了铭记，更为了谱写今日明天更好的新曲。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STS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