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建于1922年的上海“元利当铺”有“海上第一档”之称。

　　提要：中国典当业随着时代的推移和自身的发展壮大，到了宋代开始形成了自己的行业组织——典当行会，明清时各地区的行会组织日益增多，制度也愈益健全和完善，对维护行业利益，协调行业关系，推动典当业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典当行会的产生，是中国工商业从分散的、落后的经营方式向规模经营方式的过渡，是一种时代的进步。

　　典当行会最早出现于宋代，当时已形成了典当行业特有的服饰、行语、规则。明清以来，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典当业行会不断得到发展和增加。北京的典当业行会创建于嘉庆八年(1803年)，初名“公合堂”。后改为典商会馆，又易名当业商会、当业同业公会。庚子年间，由刘禹臣发起，集资筹建了“京师当业思预堂保火险公益会”，交由同业公会管理，这是北京当时较早而且较大的行会之一。光绪三十年(1904年)，由当、炉、绸缎等一些大行会提议，组建了北京总商会，典当业行会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天津典商于嘉庆十七年(1812年)，在北京购地建立当行公所，建房80余间。光绪三十年(1904年)，上海已建有典当业行会——典业公所，设在老北门内吴家弄，公所事务由三人制的董事会负责处理。
　　咸丰五年(1855年)，浙江新安的典商创办了名为“唯善堂”的典当业团体。历史上称为南海的广东，在雍正之前就有了颇具规模的当行会馆，房屋达数十间。雍正十一年(1733年)，又另选新址于状元坊，建立了当行集会议事和办公场所。就连仅有20余家当铺的番禺县，也在老城流水井组建了典当会馆。
　　到了近代，更多的是在所营业地区之内成立的典当公会团体，主要出现在今天的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商业发达的大都市和大商埠。
　　上海1931年，由傅佐衡、杜云初、方敏甫等十余人发起，成立上海市典当业同业公会，这是在原来典业公所基础上改组的，于4月10日召开会员代表大会，宣告成立。傅佐衡担任主席，有华界会员50多家，多为架本(即放款额)30万元的大型典当。至解放前颁发会员证达1174张，实际有会员900余家。1946年该会重组，定名为上海市典当商业同业公会，主要负责人先后为傅佐衡、张应礼、余斌及郭勉农等。成立时会员有600多家，1949年减少到225家，一直到1958年结束业务。1938年6月，上海又成了“上海市押店业同业公会”，设在小南门大街，负责人是翁雨田、许叔衡，有会员40余家。另外，上海租界内典当业还成立了押当公所，设在文监师路(今塘沽路)902弄6号，负责人是翁国英、郭勉农，有会员400多家。1942年，上海市押店业同业公会和押当公所合并，改组成上海特别市押店业同业公会，张应礼任理事长。1944年12月改名为上海特别市押当业同业公会。
　　北京的天津当商，于1928年，将原来的当行公所改为典业公会。1946年，与租借的质业合并，成为由当地80多家典当业结合而成的统一行业组织。
　　典当业行会的产生，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社会环境有关。行业是社会发展的结果，社会是行业生存的基础，社会环境的变化对典当业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如政治局面的动荡，会制约和阻碍典当业的发展；战争频仍，会使典当业受到冲击和毁灭。为了排除外来的各种不利因素，典当业要化零为整，组织起来，形成合力，尽量避免和减少外来损失。随着典当业的发展，同业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矛盾和纠纷不断产生，任其发展就会造成内部的自相残杀，影响典当业的整体利益。有必要团结起来，形成一个行业组织，负责解决矛盾，协调关系，走公同发展的道路。于是，典当业行会如雨后春笋，在各地应运而生。
　　应该看到，典当业行会的产生，是中国工商业从分散的、落后的经营方式向规模经营方式的过渡。随着时代的进步，特别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进入，原来自然经济下小农模式愈益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了，联合起来才是未来的出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典当业行会又是为适应行业经营生存的实际需要而产生的，这是一种时代的进步。

    中国历史上的典当行会，是保护行业利益的一个平台。

　　明清时期，典当行会更加松散，由会员推举当头或典头。“典当公会”和“典当公所” 成立后，没有固定的行首，而是由各当铺轮流执管行事，叫做“值年”。北京当业每月由一家当铺执年，一年共有12家当铺充执年，故曰“首事月值”。到了近代，典当业行会比较完善，设立董事长、副董事长；秘书长、副秘书长；理事和副理事等职。但机构仍然比较简单，除少数专职的以外，大部分是兼职的。行会有自己的章程，规定有明确的宗旨、职责、权力、义务等。有自己的财务，经费由各当铺按月交银，打入行会账内，由值月经管。这种公议银满200两，行会就可通过放款生利，以增加行会的经费。
　　中国典当行会显著的特点，集中在地缘关系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典当业的投资者和经营者的籍贯为纽带。如在全国各地的山西典当业会馆、安徽典当业会馆、陕西典当业会馆等，大都是同籍的典商成立的，具有明显的属地色彩，这主要存在于封建社会的明清时代。二是以当铺营业的所在地域为基础。如近代各大城市的当业同业公会、当业公会等组织，参加者五湖四海的典商都有，这比明清时期的典当业行会显然进步。中国典当行会的特点，取决于中国长期而浓厚的封建文化传统，虽然中国近代经济结构中已出现了资本主义成分，但传统的经营理念和处事习惯仍然发生着作用。
　　中国典当行会的职能和作用，封建社会与近代社会有很大的不同。封建社会的行会组织，官府可以指派行首，具有浓厚的官本位色彩，使这种社会团体变成了官府机构的延伸，或者成为官府的附属物。所以，其职能主要是代行官府收税、派差和行业管理。
　　与封建社会相比，近代典当行会的职能和作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为官府催租、派差，而成为保护行业利益的一个平台。第一，沟通与政府等外界联系，维护行业整体权益，起自卫作用。不论封建社会还是近代社会，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清末之后，各种战争接连不断，大量的当铺被抢被烧，甚至洗劫一空，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还有官府的摊派和勒索，也使典当业元气大伤。典当行会首先要维护同行业的权益，以组织的形式出面与对方交涉，达到预期的目的。如1902年北京典业公会条例指出：各当柜外，常有无赖之徒，以及宗室觉罗，讹诈行凶，强当硬赎，或持凶器，自相残伤等事，种种不法，层见叠出，受害匪浅。立公合堂后，一家遇事，众家帮同经理；如有无赖之徒，包揽赎当，不遵行市，取巧分肥，因此成讼者，归公议办理；现今各处兵勇甚多，难免意外，倘有不能了局之事，由公议办理；当铺附近若有他人斗殴，与本铺无关，受官厅牵连成讼者，归公议办理；若当铺被盗被窃，公事出门，中途遇匪徒劫路，不能了局，因此成讼者，也归公议办理。
　　第二，对内化解纠纷，协调关系，维护行业整体利益，起协调作用。行业之间的不正当竞争，往往带来许多纠纷，行会组织从大局出发，以公正、公平的态度，解决内部的纠纷等问题，使典当行业保持和谐的状态。如光绪三十年(1904年)，上海典业公所的条例，就有促使同业之间按业规开展业务，解决业内之间的矛盾和纠纷，协调同业之间关系的内容。
　　第三，解决同行业的实际困难。在外地开当铺，属于外来人口，有不少实际问题不好解决。典当业虽然是一宗获利甚丰的生意，但意外之事难以预料，亏损及破产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为了使同业者得到帮助，典当行会还兼办业内救济、子女小学教育等事务。

    典当行会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对本行业进行自治，互相协助，共同发展。

　　典当业行会自治的内容有以下方面：
　　第一，促进和推动典当业的发展。这不仅体现在和平年代行会对典当业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在战乱年代对典当业的恢复。庚子年，京师典当业遭到严重破坏，居民借贷无门，生活受到很大影响。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决定恢复京师的典当业，京师的当会积极推行落实《整顿当商章程》。当时遭抢的当铺估值有数百万，架本被抢的当铺可以申请免赔；官府为了牟利，常常借钱让当铺经营，从中分利，谓之“发典生息”。战乱后当铺欠官府的利钱，规定光绪二十八年春季的免除；旧有当铺的当税，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以前的全免，自二十八年开始缴纳；新开当铺可以缩短当期，由原来的36个月减少到30个月；还可以适度提高当息，当本银不及一两者三分取利。通过推行有利于当铺的各项规定，使京师的典当业得到复苏。
　　第二，阻止各级官府向当铺摊派、索取等干扰。如现存清代顺治时的《常熟县给帖勒石永禁借端衅扰当铺碑》，康熙时的《常熟县永禁扰累当铺碑》，就是常熟县的典当行会为了阻止官府、胥吏和枭棍对当铺干扰，诉请当局刻立的告示。内容说：今后如有指官撮借，假公乐输，指派当铺采买各色货物，提供各种供应，修筑城垣，飞派工价，点充保里，凡此种种，典当行会立即指名报县，追究责任，以宪重惩，决不姑息。
　　第三，为当铺公平竞争，正常营业制定统一的规则。如康熙四十二年(1685年)《常熟县议定当铺取息等事理碑》规定：市面用九五色低潮银，容易混淆，今后当铺出入九八色银，以制止混淆之弊；不论质借银两或制钱，一概二分起息；平戥不公，每两浮一分不等，属于轻出重入之弊，今后请官颁印烙，严守官法，杜绝轻重之弊。上海典业公所章程中也有不少这方面的规定，如收当物件，原来值十当五，省近来规定金银七八成收当，沪市向来金银首饰值十当八，与新章相同。但因质押林立，此弃彼取，无序竞争，当价过高，又损血本。今后同业收当，以值十当八为宜。这些规定规范了当铺的经营行为，不仅稳定了市场波动，而且统一了经营规则，为典当业正常经营，公平竞争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第四，互相协助，共同发展。单个当铺的作用是有限的，难以应付来自社会的各种冲击和压力，只有同舟共济才能减少损失，这也是典当行会自治的一个方面。如京师当商“公合堂”的条规中指出，无论何号，行会内遇事大家帮同经理，不论平素有否关节，不能因私废公。如遇有事之家，不管哪家当铺，知道后立即报告行会值日者，再转告行会负责人，若有诉讼之事，按照章程规定，应用公费归公议办理。
　　第五，对行业内违规行为进行约束。清末上海典业公所章程中规定，收当货件按每月二分起息，连闰十六月要宽限两月，以十八个月为满期，各同业务皆遵守，如私自修改规章，查出同业议罚；质铺改为当铺后，不论城乡，不准再违章续营质铺事宜，否则同业共同禀官，封闭其业，不得徇隐。
　　由上可知，我国历史上的典当行会，是维护同行业权益的一个平台，不仅促进了典当业的发展，而且对维护市场稳定也发挥着积极作用。

(作者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