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天下；高等教育出版社服务莘莘学子，领航教育出版领域半个多世纪，如果谈不上是一种非凡的记录，那至少也是一种力量--创新的文化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在发展数字出版的今天仍在继续……

　　高等教育出版社是新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出版机构之一，1954年成立于北京，是教育部所属的以提供高质量教学资源为己任，服务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学术团体的专业教育出版社。在时光长河的漫漫流转中，从建国初期翻译前苏联教材到自编全国通用教材，形成完整的高等教育教材体系，再到建设立体化教材，提供整体教学解决方案，高等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高教社”)以一种“植根教育、服务社会”的理念，经受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洗礼，凝聚了一代代高教出版人的勤奋与智慧，坚定不移地引领着中国高等教育出版业的潮流。
　　高教社在新中国的人才培养史上写下了独具特色的篇章，“高教版”的书籍开阔了师生的科学文化视野。无论是顺势而为、弘扬教育主旋律，还是逆势而动、以新奇取胜，高教社都能营造出一种强大的影响力和持久的传播力，伴随着“高教版”教材一同成长起来的共和国英才，如今已是国家的栋梁，高教社也因此获得了经久不衰的盛誉。“做先进教育模式的探索者、先进教学内容的传播者、先进教育理念的倡导者”是他们多年以来一直秉承的理念，也是对其最真实的写照。

数字出版：扬帆踏浪潮头行

　　大型综合性出版社如何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确立自己的地位？对此，历经高速成长和跨越式发展之后，高教社把握出版业趋势，目前正以数字出版为契机，探索新的模式，向新的业态转变。
　　“用数字出版对传统出版业进行改造，将大大提升出版业的发展速度和空间”，这是高教社领导层的共识。高教社刘志鹏社长说，“它是出版业未来的趋势，是出版业出现以来最深刻的变革。”
　　进入21世纪，随着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成熟，数字出版应运而生。出版界人士反映：“过去出版一本书，在书后附一张光盘，作为纸质书的电子衍生品，效果不尽如人意；但是现在结合网络发行了‘多媒体书’之后，很多读者会按图索骥，纸版图书销量有很大提升。这种现象说服我们由传统出版商向数字内容服务商转变”。
　　在建立学习型社会的今天，教育理念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广大教师既是教学资源的使用者，同时又是教学资源的建设者，学生的主动学习要求越来越强，对教学资源提出了多样化的要求。高教社长期积累的优秀教学资源急需广泛的共享；同时面对市场变化，灵活衍生服务产品，一个集成的、综合的公共教育平台呼之欲出。
　　2007年，高教社在行业内率先启动“数字出版内容管理平台”计划，开始了数字出版的新探索。

与时代同行的战略机遇

　　数字计算能量的摩尔定律和网络宽带的发展速度，以及人类在数字技术领域的巨大成就，对全球出版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推动数字出版发展，是出版界的责任”。刘志鹏社长说，“作为积累和传播人类知识、普及智慧和文明的基地，高教社在信息化时代应当充分应用数字技术，改革出版操作，实现多元同步出版，为广大读者提供个性化的主动服务”。
　　数字出版，这一凝结着教育界众多有识之士心血和智慧的全新事业，在高教社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多媒体、网络化时代，在教育部力推建设精品课程的带动下，正在步入全面发展的最佳时期。
　　人们不会忘记：上世纪80年代末，计算机辅助教育软件在国内刚刚起步，为支持此项教育软件，当时的国家教委跟踪最新技术，高教社每年拿出50万元，并成立了计算机软件开发部，专门从事高等教育计算机辅助教学软件的研制开发。其中的BASIC语言试题库成为计算机爱好者的学习向导；大学物理辅助教学软件更是以优秀的制作，在计算机教育开放交流之初令美国同行叹为观止。
　　1996年，在教育部高教司领导下，高教社承担了原国家计委立项的“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计算机辅助教学软件的开发与应用”，形成了以“普通生物学多媒体课件”、“大学物理仿真实验”等为代表的杰出作品。
　　2000年，教育部启动了“新世纪网络课程建设工程”，支持68所网络教育学院开展远程教学；高教社在国内率先提出利用现代技术建设“立体化教材”的新概念。4A网络教学支撑平台，大学物理网络课程等代表作品，日益彰显出高教社在教育信息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2003年，为把高等教育的战略重点转移到提高教育质量上来，教育部正式启动了精品课程的建设工作，由此产生一大批优质数字化教学资源；
　　利用数字出版技术与更多的学习者共享丰富的教学资源，高教社与信息时代比肩同行。数字出版，已成为知识传播中最具活力的事业。

让优质教学资源流动起来

　　坚持植根教育、服务社会的原则，从“现代数字出版”的理念出发，建立面向教学者和受教育者的资源供应平台已迫在眉睫。高教社要让优质资源流动起来。
　　2007年4月18日，数字出版的基础性工作之一——内容管理系统正式上线。其实，这只是高教社数字出版的庞大冰山中，露出的尖尖一隅。高教社副总编辑吴向介绍说，数字出版的基础性工作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作为我国教育出版界的领航者，在开创出版新时代的探索中自然要肩负起更多的责任。高教社较早地参与到科技部《中国数字出版物内容元数据标准研究》课题，如今已形成了未来数字出版的统一内容结构标准和元数据标准。
　　高教社的内容管理系统为整个数字出版的管理提供了一个统一基础；用规范的技术标准，解决今后数字出版中资源流动问题；通过统一的信息化管理平台，建立了全局的资源共享和调配体系，集中出版社多方面资源进行“多元同步出版”。
　　首先，将图书多媒体等教学资源按照结构化的要求进行内容加工和标注，汇集起来，为资源共享，集成服务提供有力的支持。
　　这样，面对市场的变化，出版社就能灵活衍生服务产品。
　　通过提供一个集成的、综合的生产平台，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生产成本的降低。
　　一个统一的出版管理系统，和建立有效的内容管理和元数据标准，意味着能够使整个出版社乃至更大范围的教学资源都可以集中在系统中得到管理，信息反馈实时，监控和管理效果显著。
　　作为国家高等教育资源的主要提供源头，高教社的优质教学资源通过数字出版，能够实现更好的流动和共享，减少低水平重复建设。

从“做产品”到“做内容”

　　发展数字出版，重视网络媒体建设，是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的明确要求。如果说出版业曾经历过“告别铅与火的时代”；那么，发展数字出版，将要面对从“做图书”到“做数字化内容”的变革。
　　出版业是人类信息交流的重要方式。当文字、图片、声音、图像都可以应用计算机进行处理，数字化技术渗透各领域时，出版社就从“做图书产品”向 “做数字化信息资源内容”转变。
　　长期以来，出版社的首要任务是如何有效地多出书，快出书，出好书。书籍既是精神产品又是物质产品。出版业经历了“图书出版”和“多媒体出版”两个阶段后，现在正在进入第三个阶段——数字出版。刘志鹏社长认为，出版业的前两个阶段都是以出版图书或多媒体产品为终极目标，研发、生产和销售始终围绕的是图书产品，具有明显的制造业特征，仍停留在产品制造阶段；而做数字出版则始终围绕读者、作者，进行着全程服务。
　　吴向副总编介绍说，按照数字出版流程，首先“创作数字化”-——即写作多媒体化，即使作者只有文字素材，也可凭借数字技术使之多媒体化，使其数字版含有多媒体内容，以适应多元出版的需要。这里包含各种类型出版物，如书报刊、音像电子杂志；各种形式的出版物，如普通读物、工具书，论文集等，极大地提高了作者写作效率。
　　然后，“编辑数字化”——实现无纸编辑，主要解决写作用文本(一般为WORD)、印刷文本(方正书版)与网络浏览文本(一般为PDF)三者之间的兼容性；解放了编辑，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精力为读者服务。
　　其三，“出版数字化”——多元化出版，同一文本，可以生成多种产品，印刷的、数字的、多媒体的，几种版本的内容不是完全一致的，各有特点，满足了不同需求偏好、不同层次的读者。电子纸的应用、按需印刷方式等，是依托现代数字出版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成功实践。
　　在发行阶段，“发行数字化”可以实现网上发行，在一二次文献同步制作的条件下，出版物信息真正做到及时、全面、正确，并有各种产品的可供信息，方便读者提供各种获取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发行阶段已不再是过去传统出版时，从出版社向读者的单向流动，而是基于互联网的读者与作者、读者与出版社的双向多向交流。发行不仅是物流配送，而是为读者、作者的更深层次服务。
　　而“标识数字化”，则是把一二次文献同步制作、报道与发行，实现社会性的标准化与规范化，为建立融数字与非数字、一次与二次文献、浏览与销售为一体的新型网络提供信息资源。
　　数字出版带来的“管理数字化”，流程管理与内容管理融为一体，在操作的每个环节上都可以浏览所涉及的内容；不仅令出版全过程可控，改善编辑的工作强度，提升出版质量和效率，而且为随机修改带来无可比拟的灵活性。
　　吴向副总编说，数字出版最核心的技术是书版技术改造，也就是创作源头上作者的写作软件，编辑过程中几种文本的兼容，同一文本的多元输出，内容管理与操作管理的统一，一、二次文献的同步制作，都要以现有书版技术为内核，改造成为功能全面的复合出版系统。
　　为读者提供个性化主动服务，是数字出版的重要特征。以往读者需要自己找参考书答疑解惑，统一的书籍产品无法对读者提供个性化服务。而数字出版可以将一本书的内容拆分，直至拆分到每个知识点，数字化内容可以应不同读者的要求将知识重新组合，出版社能够主动把相关服务内容链接，通过出版社的内容管理系统每一位读者便能拥有能够在出版社的资源库中得到相关的内容服务。这样，提供个性化的主动服务，在数字出版阶段便成为可能。

关键在于系统整合能力

　　高教社开发数字出版的意义在于：出版业要想拥有强大的竞争力，需要企业从整体上具备较强的系统整合能力，其难度和复杂程度远超过对单一经营模式的掌控，需要在人才、视野，创新能力和管理整合内容资源的能力方面跨越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近年来，国内的出版业仍专注于图书产品市场。不可否认，在封闭型经济环境和图书产品短缺年代，做图书产品的能力尤其重要。然而面临席卷全球的信息技术，日益开放的出版环境，富有竞争力的出版社已经将竞争中心从单纯的图书产品，转移到了对人才、出版内容资源、标准的有效整合层面；拥有了这些资源，就拥有了取之不尽的出版能力。尽管现阶段图书产品依然是出版社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数字出版已被高教社视作未来增长的核心。
　　对于高教社而言，数字出版能够把教育资源优势真正发挥出来，形成一个富有弹性的教育资源网络，进而提升其整体价值。
　　如今的高教社之所以领先，是因为能够预见出版业发展趋势，懂得如何调动和配置资源，珍惜和利用聪明才智，有能力应对从图书产品升华为数字化内容的复杂问题。他们的蓬勃创新活力，优秀的资源整合能力和管理能力，是其他企业无法复制的。即使在核心技术占重要地位的数字出版领域，高教社也能超越单纯的“科技情结”，把技术作为需要整合的N个要素之一。

可贵的发展模式

　　“植根教育、服务社会”，是高教社多年奋斗形成的核心价值观。他们推动行业信息化建设、超越同业竞争，率先推出统一的数字资源管理平台，这种大局意识，正创造着一种新时期的“高教版”。
　　这种模式，既强化了我国上游出版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又提升了出版社自身运筹帷幄、整合资源的水平。
　　著名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在描述成功企业时说：“在这个领域没有人能触动他们，因为他们积累了如此深厚的专门技术和知识，把该领域里的事都发挥到极限……”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成功，正是这一描述的真实反映。
　　立足教育出版前沿，高教社的员工正在确立不断开拓的市场意识和广采博取的信息意识。刘志鹏说：“出版人不但要有市场意识和变革思维，而且要富有前瞻眼光和信息化头脑，要具备很强的决策能力和执行能力。”
　　现代出版业是多学科的汇集，是技术和学术的交汇点，更是知识经济的增长点，因此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或许数字出版的成熟正是中国社会全面进入数字时代的标志。高教社50多年的发展历程是新中国高等教育教材建设史的缩影。如今，在数字出版时代，他们又在开创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