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有将近2300种国家医保药品目录中，既有药价虚高、确需挤出空间和水分的，也有历经数次调价，逼近甚或已经跌破成本线的，而后者在医保目录中的命悬一线，其实和虚高药价一样，尤其值得制度层面的关注和纠正。
　　如果说平抑虚高药价是必须的调控手段，那么，给被逼仄的药品以应有的合理、正常的价格水平，也是当然的科学态度。

　　低价药“被退出”

　　日前，国家发改委价格司药品价格处处长郭剑英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透露，由于历经数次价格下调，一些早期进入国家医保目录的药品中，部分品种甚至已经没有任何利润空间，面临被淘汰的危险，为保证正常供应和竞争公平，发改委目前开始考虑是否可适度提高部分产品定价。
　　2000年开始施行的国家医疗保险目录（医保目录），历经2004年和2009年两次更新扩容，目前囊括药品品种近2300个。
　　而由于进入医保目录时间不同，经历政策性价格挤压次数有别，郭剑英坦言，在现有目录的药品中，“既有药价虚高的，也有差不多的，更有逼近成本甚至亏本的。”
　　他预计，在现有医保目录中亏本供应的药品应该有二三十种，“这还没有包括那些已经不再生产的。”
　　以头孢曲松注射剂为例，1997年该药在国内作为一类新药上市，定价97.2元/支，12年后的2009年，生活价格指数总体数倍增长的大背景下，经过6次大幅度调整，同规格的头孢曲松注射剂价格却已经狂降至7元/支――更值得注意的是，发改委调研发现，这样的例子其实还有不少。
　　和“死扛”的头孢曲松注射剂不同，价格被逼近成本后的抗麻风病药物氨苯砜已经彻底退出了药品市场。
　　“前几天北大医院皮肤科主任给我来信，反映因为价格过低，氨苯砜已经消失，影响正常的临床使用，呼吁我们适当提高产品价格，以便能够有企业生产。”郭剑英告诉记者。
　　发改委随后的调查显示，1000片的氨苯砜规定价格为18元，平均1.8分钱一片，根本没有企业愿意生产。
　　就连一直饱受高药价指责的原研药厂，有的也正在面临着成本压力。
　　“我们的产品2004年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后，严格按照国家公布的最高零售价执行，但随着几年来从降价为主的药品招标，在各地中标后，零售定价又下降了一些。”第一三共制药（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包幼甫接受本报采访时谈道，而且由于技术方面的原因，有些品种或原料至今无法在国内生产，依赖日本进口，投资很大，“2009年4月比2008年3月的综合成本也增加了近30%。”
　　而且由于目前各地药品招标基本都是以降价为主，包幼甫坦言：“每个地方招标都要降一点，按照现在的中标价格我们已经没办法进行下去。”
　　之前，尽管入围了《第一批城市社区、农村基本用药定点生产企业名单》，但包括北京双鹤(600052.SH)、青海制药等企业，都由于定价、市场等不明朗而没有生产。

　　政府控价两难

　　但因此促成的药品提价似乎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和顺理成章。
　　此前，对于医保目录中部分超低价的品种，发改委也曾经给予过提高价格的政策倾斜，但数量非常有限；而在去年开始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也仅有4%~5%比例的超低价药品享受了提价待遇。
　　“基本都是价格非常低廉的药品，临床使用和公众消费急需，有迫切提价需求的，”发改委相关人士表示，“坦白说，现在的舆论环境确实让我们有点不敢动，药价问题太敏感了，担心一旦提价，就有人指责发改委‘带头涨价’。”
　　第一三共制药也曾经为定价问题与发改委进行商讨。“我能感觉到政府的考虑面及顾虑很多，大家对药价的关注度太高了。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企业正常合理的涨价，也基本是没什么可能的。如果仅片面看药价会走进死胡同，更希望改变临床医疗围着药品转的不合理局面。”包幼甫说。
　　实际上，从2000年至今，医保目录10年间3次扩容，政府定价也在跟着这个节奏不断挤压。
　　“2000年进入目录的产品大部分价格挤得差不多了，2005年进入目录的挤得有一定程度了，去年刚进入目录的还没开始挤――如果静态看政府定价目录的话，你会发现有的价格空间很大、有的空间很小、有的甚至连补偿成本都不够，就是因为在不同时间段进入了不同的政府定价目录，挤压次数多少的问题。”郭剑英告诉记者。
　　对发改委而言，和挤压仍有价格空间的药品同样紧迫的是，如何让已经退出市场的廉价老药恢复生产，满足临床需要，以及挽救那些正在面临“被退出”命运的低价药品。复杂的“历史问题”下，如何科学界定药品价格就成了发改委当下紧迫的任务。
　　记者了解到，已经于日前结束征求意见的新《药品价格管理办法》调整了对于新药、专利药等单独定价产品的认定，考虑结合国家专利局和国家药监局的综合测评进行，将临床需要和科技创新相结合，并逐步引入药物经济学评价，避免没有实际价值的‘创新’。”
　　而发改委对于标底价的探索已经在之前的基本药物招标中明确，“招最高价格的肯定不对，招最低的估计也会出问题，合适的价格到底应该划在哪儿，是不是可以考虑借鉴工程招标中的内心标底价，都可以考虑。”郭剑英指出。
　　采访中，有行业专家告诉记者，其实相比起目前药价的问题，在部分低价药背后潜藏的质量安全隐患可能更为紧迫。
　　“为了竞争需要偷工减料的事情绝对不是个别，特别是在某些品种剂型，目前的检测方法无法检测，低价造成的成本压力下，药品的质量安全绝对不是杞人忧天。”他说。
　　该专家提醒记者，之前轰动全国的“齐二药”和华源欣弗等药害事件，其实企业就是为了省几分、几角钱，“如果不压低成本腾出空间，它的产品一瓶都卖不出去，所以最终铤而走险。”他说。
　　江苏康缘药业董事长萧伟就指出：“国家定价，有些企业甚至按照10%扣、20%扣去招标，实际成本都比招标价格低，药品质量恐怕根本无从保证。”
　　而对于目前的中药产业，陕西步长集团董事长赵步长认为，药品价格绝对不能越低越好，特别是中药，现有的检测环境下，很多指标不能检测出来，就更需要做良心药，否则药品质量难以保证。
　　先声药业集团政策事务部总经理罗兴洪在采访中指出，保证药品合理和足够的利润，才能保证企业改进工艺，提高产品的质量标准，将资金投入到新药研发中去，研制出创新药，也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提高我国整体医药卫生水平。
　　而包幼甫对此也深有同感，他认为，现在国内药品的上市后监测工作开展得并不够，招标也往往以价格降低多少作为目标，这其实有很大的问题，对于药品质量起不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中国制药工业最终要走出国门，必须依靠创新作为竞争力，但在失衡的价格机制下，这一点很难达到。
　　“我们的思路已经明确，就是通过几轮或者几年的价格调整，把市场已经形成的虚高的价格空间逐步挤出，并逐步调整偏低的药品价格，力度和频度一方面取决于工作的能力，也取决于医疗卫生体制和机制改革的进展情况，如果体制不改，这一点很难推动。”郭剑英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