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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结束的两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指出，2008年共立案侦查涉及国家工作人员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10315件，涉案金额21亿余元；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17594件，重特大渎职侵权案件3211件；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687人，其中厅局级181人、省部级4人，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境内外追逃工作，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200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指出，法院系统自查违纪违法人员712人，其中追究刑事责任
105人。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通过腾讯网，以“你认为自己有举报腐败的义务吗”为题，对3259人实施的在线调查显示：面对腐败行为，40.1％的人认为自己有举报义务，30.8％的人认为自己没有举报义务，其余29.1％的人表示“不确定”。
为何仅有41.1％的人认为反腐与普通公民密切相关
“举报是反腐工作的一大利器。只有全民树立起面对腐败积极举报的责任感和义务感，才能真正刨除滋生腐败的土壤。”清华大学法律专业研究生张铭说，反腐不能单独依靠某几个部门的力量，必须依靠全民集体编织反腐天网，每个人都应在这张网上扯上一根线。
调查中，像张铭一样认为反腐与普通公民密切相关的人占41.1％。35.9％的公众认为反腐败与自己无关，原因是感觉即使举报也没有结果。19.5％的人认为反腐败仅仅是国家有关部门的事情。
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王浩表示了自己的无奈：“面对腐败行为，每一个有社会良知的人都会感到气愤，每一个公民都应有举报的义务与责任。但是举报责任和是否举报又是两码事，没有合适的渠道，没有所谓的证据，那举报只能是徒劳的。很多人会视情况而定是否去举报，毕竟现在举报都要面对很大风险。”
调查发现，如果人们见证了腐败行为，36.4％的人表示会去举报，34.6％的人表示会视情况而定，17.7％的人则表示“不举报”，还有11.4％的人只有在涉及自身利益时才会举报。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鼎立律师事务所主任施杰在今年两会上的提案是“建议取消网络举报实名制限制”。他认为，目前公众举报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顾虑，多数是担心举报没有机构受理，起不到什么作用，还有一点就是担心遭到打击报复。单单这两点就阻碍了很多人举报的步伐，这不代表公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热情或者责任感不高，我们要反思的是公众诉求的反馈、举报人的保护制度等都有待进一步完善。
调查中，公众给出的阻碍举报的因素排序依次为：担心举报“石沉大海”，得不到反馈（36.4％）；担心举报后遭到打击报复（34.9％）；担心没有“铁证”，举报没有结果（15.5％）；不知道有效的举报渠道（7．1％）。
民调认同建立完善的举报人保护制度是当务之急
“改革开放30年来，评出的10个反腐名人，其中9人都遭到打击报复。现在的越级上访现象，也说明举报受理机制方面存在问题。很多举报得不到有效回应，甚至经过层层转批后回到被举报单位，出现被举报人拿着举报信找举报人谈话的尴尬局面。”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何增科说。
他认为，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制定《举报法》或者《举报人权益保护法》，有效保护举报人。其次，在举报受理机制上，应将信访机构和监察机构合并，将受理民众信访投诉与对不良行政行为的调查处理结合起来。目前的信访部门仅仅起到信访材料报送和转送这种中转站作用，应使两者发生更大的合力作用，做到凡举必查，针对不同的举报方式，给予不同的反馈。对于典型案件和网络公开举报案件，应通过网络及时将处理结果向社会公开，从而更大程度地调动公众举报积极性。
调查发现，对于我国目前举报制度的改进，35.4％的人首选建立完善的举报人保护制度，34.4％的人认为应充分利用网络渠道，9．9％的人建议充分借鉴香港等地的反腐败经验，6．4％的人认为应做到凡举必查，5．4％的人认为应制定《举报法》，让举报有法可依，5．0％的人支持“加大对举报人的奖励”，3．5％的人选择“鼓励实名举报，但不排斥匿名举报”。
“为了更好地推动公众积极参与反腐，还应在干部任用方面体现引导性。”何增科说，中纪委党风室每年搞一个测评，对干部廉洁度进行民意调查，能不能把结果公开，将廉洁调查结果和干部任用结合起来，并接受公众监督？
施杰表示，全民反腐举报氛围的形成绕不开网络举报这一途径。取消网络举报实名限制，会使得网络举报受理不受限，也能实现对举报人最大的善意保护。
调查显示，公众对有效举报方式的排序依次为：网络曝光（35.8％）、传统媒体曝光（31.3％）、向纪委举报（17.2％）、向检察院举报（11.4％）、向上级政府机关举报（3．3％）、向公安部门举报（0．5％）。
施杰说，纪检部门应以更积极的态度对待公众举报。比如设立专门机构处理网络举报，规范网络举报信息的收集、处理和管理程序，设立网络发言人等具体制度等。无论能否立案，都应该给举报人一个回复。这是对公众热情和积极性的最起码尊重和支持，也是我们全民反腐的强大助推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