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的不利影响，当前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业内人士在接受上海证券报采访时表示，积极财政政策的及时出台，将为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财政政策调控优势明显

　　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对积极财政政策的明确，西南证券高级宏观分析师董先安认为非常及时。他说，相对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关键优势在于它能更迅速地提振经济活动，这一点在宏观经济遭遇较大冲击的时候尤其重要。及时有效的财政刺激措施，能在短期内为经济活动提供比货币政策更大力度的动力。
　　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前三季度，中国ＧＤＰ增速同比回落２．３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中国ＧＤＰ同比增长１０．６％，二季度增长１０．１％，而三季度仅增长９．０％。
　　由于货币政策反应迅敏，覆盖面广，通常被视为抵御经济下滑的第一道防线。因此，9月初以来，央行连续三次调低基准利率，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就在本月，央行宣布将取消对银行贷款额度的限制——这是2008年上半年用以约束银行信贷的关键政策工具。
　　但是货币政策的作用毕竟有限。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张晓晶介绍说，在1998年经济困难的时候，我国也曾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但根据以往的经验，放松之后，钱是不是能够贷出去，企业会不会来贷款，这还是一个问题。”
　　中国国情与发展研究所经济学研究员清议则认为，面临危机，在政府、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当然应该由政府先花钱。因为只有政府先花钱，才会补贴受危机冲击最大的低收入者，使他们有能力增加开支或恢复以往的支出；才会在增加公共工程开支的前提下，增加企业的订单进而增加企业的生产性开支，包括恢复往日的对外采购量和工资支出。

积极财政被寄予厚望

　　业内人士认为，当前的经济状况与1998年有很大的可比性。从上一次的经验来看，中国将发行一定规模的国债来确保积极财政政策取得较好的成效。
　　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认为，上一次中国运用积极财政政策是在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在1998年-2000年间，中国每年发行了约1050亿元特别国债（相当于财政收入的10%，或GDP的1.3%），用于财政刺激计划。在2001年-2002年全球经济低迷时期，中国每年发行了1500亿元特别国债（相当于财政收入的8.5%，或GDP的1.3%），以刺激经济增长。
　　他认为，假如未来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强度与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和2001-2002年全球经济低迷时期相当，按发债规模相对于经济规模或财政预算的比例，中国政府可能为财政支出计划发行3500亿元-5500亿元政府债券，以刺激经济增长。
　　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认为，2009年经济面临的下行风险已经远远大于几个月以前的预期。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增速都会明显下降，特别是出口的前景非常不乐观。因此，2009年应该有相对积极的财政政策，否则中国的GDP增速可能会下降到6%左右。

民生内容将成为重点

　　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出台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措施，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专家认为，从以上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出，本次积极财政政策的侧重点在民生。
　　董先安指出，目前，用于基础行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的费用在中国财政支出中的比重最大，而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长期偏低。以教育支出为例，中国教育经费在2006年是全球总教育经费的0.78%，而人口则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近几年还有不断下降趋势。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研究员陈步雷也认为，国家财政发挥作用的更广阔空间在全民社会保障上。目前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太多，医疗、子女教育等问题都制约人们不敢消费。在外向型经济调整的背景下，老百姓不敢消费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极大的制约作用。
　　陈步雷表示，中央财政可以借此次调整机会，在全民社会保障领域大有作为。对大病保险、养老保险等几项涉及民生的基本保险的投入，明年的增量最少可以达到1万亿至1.5万亿元。中国目前的财政收入水平完全有这个实力。
　　他说，全民社会保险的覆盖将对扩大内需产生巨大作用，保守估计将达到10倍的乘数效应，即国家财政对社会保险投入1亿元，居民消费可增加10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