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警方近日公布的被执行逮捕的14名涉黑涉恶团伙首犯中，有四人颇为引人注目，他们是黎强、陈明亮、王天伦、贺伦江。
　　他们都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红帽子”与“黑老大”，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却演绎了一场真实的“变脸”。

“打黑除恶”战功卓著的重庆市公安局。本报记者肖波  摄

    雨后瘦长的石阶，洒满江面的渔火，轰鸣着穿街过巷的“摩的”，喧闹的火锅店和光膀子划拳的食客，手持竹扁担归巢的“棒棒”。山城重庆似乎放下了所有重负，在夜色中恣意袒露着热辣和率真。
    紧邻朝天门、曾见证了清代重庆繁华商埠历史的湖广会馆，古戏台上正在上演川剧绝技“变脸”，倏忽之间变幻莫测的脸谱，博得满堂喝彩。没等掌声平息，一束束火舌从表演者口中倏然喷射，在夜幕中划了长长的迹子，叫好声此起彼伏。
    与舞台表演相反的是，现实版的“变脸”正悉数黯然谢幕退场。许多张另类“变脸”者的脸谱，在重庆此轮“打黑”风暴中被一一撕破。重庆警方近日公布的被执行逮捕的14名涉黑涉恶团伙首犯中，有四人颇为引人注目，他们是黎强、陈明亮、王天伦、贺伦江。
    他们都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红帽子”与“黑老大”，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却演绎了一场真实的“变脸”。

    撕破的脸谱

    “黎强、陈明亮、王天伦、贺伦江过去在重庆本地媒体上都或多或少露过面，知道他们都身家过亿，是叱咤一方的企业家，给人的印象是贡献似乎很大。”重庆一家媒体的同行告诉记者。直至四人脸谱被撕破，身陷囹圄，大多数市民才知道他们“很暴力”。
    有市民对记者表示：“身在重庆，你不得不和这些涉黑犯罪团伙发生联系。过去你要住他拿地建成的房，吃他控制的猪肉，坐他的马仔垄断的公交车。他一不高兴就可以叫你家破人亡，跺一脚就可能导致大面积的肉价上涨。”
    西南政法大学社会学系一位学者对记者说：“以前说重庆人是‘搁下屁股喝酒，直起腿腿杀人’，虽有些夸张，但历史积淀确实在某些现代重庆商人身上得以延续。”
    该学者分析说，处于两江交汇的重庆，曾是整个西南地区的贸易中心，重要的水路码头。码头的组织形式是“帮派”和“堂口”，带来的一方面是“堂口”内的互助与协作，另一方面是“堂口”之间的竞争乃至拼斗。带有浓厚江湖意味的码头文化自古盛行，浸润到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现在看这四个‘红帽’商人的真面目，无一不是凭借江湖手段打压正当商户和正规企业，逐步发展成为‘行霸’，进而垄断经营。”这位学者如是说。事实上，抢地盘、争市场的“码头割据”故事早已在坊间广为流传，其中不乏充满血腥和暴力的传闻。
    作为重庆最早从事公交客运的民企老板，重庆渝强实业(集团)公司董事长黎强，事发前是重庆市人大代表、巴南区总商会(工商联)会长。
    一家民营运输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在历次重庆市民营公交车运营线路招投标和争夺中，黎强都要通过强占明抢，挤占其他同行的经营权，“群殴”屡试不爽。
    记者掌握的一份由部分车主提供的投诉信称，黎强为争夺线路经营权，数次组织社会闲杂人员进行打砸抢。2007年8月9日，黎强指派一干“平头”在鹅公岩大桥桥头，抢走了玉祥公司的一辆客车。凭借“硬拳头”，黎强近几年拿到了遍及重庆的100余条公交线路经营权。
    黎强靠公交运输起家，但其近几年才开始经营的房地产业却“高歌猛进”。有人艳羡黎强能拿到黄金地段的土地，“且只用了相当便宜的价格”。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房地产开发公司负责人对记者说，黎强能拿到便宜的地，依仗的是黑恶势力。几次有黎强参与竞拍的土地拍卖会上，都有“平头党”的出现。竞拍前，“平头党”向前来竞拍的开发商们发出了不许参与竞争的“通牒”，否则“后果很严重”。慑于黎强的淫威，很多有实力的开发商只得成为竞拍会上的陪衬。
    据介绍，原渝中区人大代表、重庆江州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明亮平日里很低调，但黑道功夫颇深，开夜总会、放高利贷、强索债务、操纵赌场，“样样都要得”。
    陈明亮团伙的活动据点“云梦阁夜总会”的一个“妈咪”跳槽，该团伙立即对其实施报复，砸了其所在的场子。为争地盘，该团伙成员先后在大渡口、九龙坡、渝中、渝北等地制造故意杀人案两起(杀死两人)、故意伤害案件两起(致重伤两人、轻伤一人)。 
    2008年4月，重庆一资产上亿元的知名房地产开发商向陈明亮借高利贷250万元，约定每月利息20万元。后因开发商无力按时付息，从2009年2月开始，陈明亮将其软禁近一个月并实施暴打。后来，该开发商连本带息先后支付给陈440万元，还欠35万元。
    大渡口区政协委员、上海梅林控股子公司重庆今普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天伦，也是靠一路打打杀杀占据了重庆猪肉市场41%的份额。铜梁县作为重庆第二大绿色生猪基地，担负着主城区生猪和鲜肉的供应，但主城区一些“肉霸”频频对铜梁鲜肉供货者暴力驱赶。
    虎峰屠宰场老板魏元海告诉记者，他曾多次接到自称是“今普人”的恐吓电话，警告他要想活命，就不要往市内一些农贸市场送货了，再往这里送一两肉，“打死你龟儿子”。魏表示，五家向主城区供货的老板都战战兢兢，雇佣“保镖”送货。
    借助黑恶势力开道，2006年起，今普公司“成功”地进入重庆市各大中小学食堂，成为“放心肉供货企业”，并开始了在全重庆各大市场开设专卖店的进程。短短几年间，今普公司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生猪屠宰企业。
    渝北区政协委员、重庆市华厦建筑公司总经理贺伦江的发迹也殊途同归。2008年，重庆公路局和贺伦江合资组建同聚福收费公路建设开发公司，在渝北区建收费公路。公司由公路局控股，董事长、总经理及财务总监由公路局委派，公路收费员由公路局从重庆养路段的年轻道班工人中选调。
    公司运作不久的某日，同聚福公司开管理人员会议，会上因公路局委派的总经理张方池和贺伦江意见不合，贺拂袖而去。贺离开不久，会议室突然闯进十几个打手，啥话都不说见人就砍，张方池夺路逃命。公路局派出的职工大白天被追得满街跑，数人被砍伤。
    最后，公路局在同聚福公司只留一个财务总监，其他高层管理人员和职工全部调回。自此，公路局占60%股份的同聚福公司事实上沦为贺伦江的“囊中物”。

    光鲜的“变脸”

    川剧的“变脸”也许是戏剧化人生的舞台再现，而现实生活中的“变脸”似乎比舞台表演更具戏剧性。
    “一方面持枪杀掠、欺行霸市、肆意施暴、坐地收钱、敲诈勒索、开赌放贷，一方面却相继戴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桂冠，这种效果恐怕连川剧‘变脸’演员都自愧弗如。”当地一些人感叹。
    重庆市机关一名干部说，这些黑商一方面假惺惺地搞一些扶困济贫的公益活动，另一方面则觊觎政治地位，想方设法往自己头上加种种“光环”，一顶接一顶的“红帽子”，把自己打扮得“有头有脸”，貌似一方慈善家、代言人。
    渝强实业公司对黎强个人简介的一段内容是：随着企业发展和规范管理，利润每年增长，上缴国家利税年均增幅15%，连续三年保持巴南区纳税大户地位，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3000余个。
    重庆江州实业有限公司的一份材料如是介绍董事长陈明亮：先后为捐资助学、抗洪救灾和修建人民广场等捐助八万余元，特别是承诺对渝中区50户孤寡老人和下岗职工每人每月100元的捐助，五年共30万元，现已全部兑现到位。
    这份材料说，近三年陈明亮都参与了区政府组织的城市贫困职工慰问活动，受到群众好评。近年来陈明亮还在支持北方饮水打窑工程、捐助合川小学的光彩工程以及抗击非典、捐助贫困大学生等活动中，积极捐款捐物。
    今普公司“亮点”也颇多。记者在今普公司网站“总裁介绍”页面看到的文字表述是，王天伦“富而思源，热衷于公益事业，已先后为家乡修路、办学、改善公安部门工作条件等，捐赠近500万元。创建规模化、有社会责任感的百年企业是他的追求目标。”
    记者从今普公司得到的一份简报材料描述说，2008年1月11日，虽时值寒冬，今普公司却处处洋溢着温暖的气息。公司作出决定，为大渡口区5300多个低保困难户赠送价值16万元的猪肉。
    “在喜迎新年的时候，不要忘记在我们周围还有一些困难群众吃不起肉。”公司董事长王天伦说，公司委托大渡口区民政局为每个低保户发放“爱心猪肉券”，他们可凭券免费在今普公司展销大厅领取价值30元的猪肉。
    贺伦江也“不甘落后”。有资料显示，2005年，贺伦江捐款20万元修建“黔江圣然希望小学”。2006年贺捐款20万元修建江津区龙华中学教学楼。从2005年起，贺伦江每年拿出五万元资助渝北区暨华中学七名学生读大学。2006年抗旱救灾捐款中，贺伦江捐款6.3万元。2008年10月12日，重庆一民主党派与万州区委签署合作协议，签字仪式上，贺伦江向柱山乡捐助教育基金20万元。
    这些小投入，却获得了“超值”的产出和回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红帽子”接踵而至。仅就黎强而言，除了成为市人大代表，他还挂有多个官方或半官方头衔：重庆市巴南区第十二届政协常委、巴南区工商联(总商会)会长、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出租与租赁协会常务理事、重庆市道路运输商会(协会)常务副会长。
    贺伦江也赫然入选重庆市某权威部门编写的《当代重庆名人志》一书，被列入“工商巨头、贡献卓越”篇。
    而当地不少干部质疑，一个以黑道手段“经商”的团伙，虽然上缴了税收、创造了就业，但其欺行霸市的“经营”行为，打压了多少合法经营的企业、破坏了多少潜在的就业机会？涉黑团伙的行径，给百姓生活、生产和心理带来的伤害，又岂是“钱”可以衡量和抵偿的？
    事实证明，这些黑商头目多一顶“红帽子”就多了一份“资本”，更增加了若干倍的跋扈。
    重庆市行政学院一位专家分析说，“红帽子”作用至少有三：一是介绍信，便于出入高层，抬高身价。二是护身符，“未经同级人大常委会的许可，不得拘捕人大代表”的规定，让一些黑道人物对代表身份趋之若鹜。三是权力棒，一旦进入代议机构，必然动用手中的权力来影响政府决策和司法行政。四是漂白剂，“漂白”黑道出身，涂上保护色，使得民众不敢轻易举报，司法机关也“让其三分”。
    据当地一位人大代表称，“两会”期间，黎强曾直言不讳跟其他代表讲：“开不开会无所谓，我就是来跟领导照相的。”黎强开会时心不在焉，一散会马上就来了精神，一个劲地在领导跟前钻来钻去，拍到有领导参加的合影如获至宝，没拍到则一脸不高兴。
    一位与黎强有过接触的人士，向记者展示了一张黎强发给他的名片，“市人大代表”的头衔赫然印在名片的显眼位置。
    当地一些人士质疑：黎强、陈明亮等都不是一夜暴富，其发迹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他们成为“黑老大”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他们是如何“变脸”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
    记者就此分别向重庆市人大有关部门和渝中区人大、大渡口区政协和渝北区政协提出采访要求，查阅黎强、陈明亮等四人的“人大代表候选人登记表”和“政协委员推荐提名登记表”，都被婉拒。
    一名当时参加投票选举的区人大代表说：“我只是凭候选人登记表上的介绍来决定投谁的票，如果介绍材料真实写了黎强的历史和现实表现，我当然不会选他。”

    做大成势

    重庆打黑飓风无疑撕开了黑恶势力的一角，其组织严密、力量之大，令人瞠目结舌，黑恶势力与资本、权力相互勾结的局面隐约可见。
    在重庆，黑恶势力有枪不是什么稀奇事，犯罪技术和装备正逐步升级。今年6月，警方查获了某涉黑犯罪嫌疑人私藏的一大批枪支弹药，其中有56式冲锋枪、德国PP手枪、捷克CZ手枪等世界名枪。
    重庆警方一位人士告诉记者，一些黑恶团伙甚至有了警方专用的移动通讯定位系统和监听设备，性能非常先进。他们有的以每月10万元以上的高薪聘请专业人员操控这些高端设备，触角越伸越广。
    这位人士表示，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拥有了一个合法化的企业外壳，里边汇聚了各色人等，其内部已形成森严的等级结构和明确的责任划分：有人专门负责杀人抢劫，有人负责合法投资经营洗钱，有人负责获取重要经济信息和官员个人“灰色信息”，有人专司腐蚀拉拢国家公务员寻求保护。在此基础上还建立起一整套财产分配和福利保障机制。
    “只要他们看中了某个领域、某个项目有利可图，就不择手段，长驱直入，‘攻城略地’。”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
    当地一名执法机关干部说，“黑老大”坐拥各种各样的“桂冠”，如同拥有了“监督豁免权”，不仅执法部门一般不敢轻易对他们说个“不”字，甚至舆论对他们也是只“添彩”而不“抹黑”。
    这名干部说，有时执法部门到这些企业调查处理问题前都得掂量掂量：这会不会让人看成是“砍旗”“打击先进”？久而久之，“黑老大”难免产生出一种唯我独尊、谁奈我何的“英雄气概”，并逐渐膨胀为对上层建筑及公共利益领域的排挤、挟持。
    据渝北区一名干部透露，贺伦江作为区政协委员，在本地说话“声音很响”。2006年8月22日，20名区内著名民营企业家代表参加区委组织召开的“创业兴业、争创一流”专题研讨会，贺伦江应邀参会并发言。
    贺在会上大谈人文精神和社会责任，“企业为社会做贡献、为历史做贡献是一种责任”。贺突然话锋一转：“职能部门应该与民营企业面对面座谈、交流，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并历数一些部门的“不作为”，弄得相关部门负责人“冷汗直冒”。
    这名干部说，贺伦江此言是有所指的，他的非法利益得不到满足，就会利用重要会议、重要场所向有关部门“发难”，直至相关部门屈服。“文攻”不奏效的，就策划闹事，“闹得越大越好”。闹不出结果就必然选择施暴。
    一位熟知黎强的人士说，此人霸气十足。一次一名政府领导在台上不点名地历数一些企业存在的问题，正在“打瞌睡”的黎强突然站起来，指着该领导的鼻子开骂：“是不是在说我？××的，小心老子叫你从这个位置上滚下来！”
    据另一位当地干部称，巴南区不少政府官员很怕黎强，因为他“跺跺脚就能震掉外墙沙”，经常声称“我要谁下谁就下”。
    据称，黎强曾为一座收费站的设立大动肝火，因为这增加了公司车辆运营成本。他直接向手下指令：“找几十个人把收费站掀了，先把事情搞大再说！”
    一位知情人士说，在与玉祥公司的营运权转让纠纷中，黎强更是利用自己市人大代表身份干涉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并邀约多位市人大代表到人大信访办反映法院“审判不公”。 
    重庆民营公司经营的“7字头”公交车管理混乱，在不到三年时间内导致31人死亡、20多人受伤，市政府决定在今年5月31日前，将全市380多辆“7字头”收归为国有。据称，“与政府谈判中，民营公交公司提出的收购价高达一亿多元，态度非常强硬”。
    此次黎强被捕，其中一项罪名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对此有关知情人士透露，这是因为黎强参与策划了去年震惊全国的重庆“11·3”出租车罢运事件。
    当地媒体8月17日刊发重庆市政法委书记刘光磊的一篇专访称，“不少犯罪集团已经集‘黄、赌、毒、枪’于一体，疯狂从事杀人、伤害、绑架、贩毒等严重刑事犯罪活动。有的甚至组织、唆使黑恶势力成员，利用征地拆迁等煽动群众集访闹事，向党委、政府发难。”
    “黑恶势力对本地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一位当地干部称，一些原本正当经营的公司也不得不走上养黑、用黑的路子，正规公司在重要商务活动中也常请黑道“护驾”。
    这名干部说，甚至有些公务员也以认识黑道“大哥”为荣，自己遇到不好解决的问题，首先想到找黑道帮忙“摆平”，自己也帮黑道人跑腿办事。
    “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看，重庆黑恶势力的兴起和豪强的猖獗是袍哥传统的‘发扬光大’，但用现实的眼光看，重庆并不是黑恶势力的惟一繁衍地。没有权力保护伞，江湖文化背景再深厚，地方豪强也难成气候。”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谭秋桂分析说。
    在黎强、陈明亮、王天伦、贺伦江等“大佬”被拘捕后，重庆“打黑风暴”走向深入的另一大标志，是被视为重庆黑恶势力最大保护伞的原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现任司法局局长文强的落马。
    “一个公安局主要负责人涉入黑恶势力，他自然不会事事亲力亲为，这势必牵涉各部门、派出所、民警。”重庆一位司法部门干部说。
    据介绍，目前重庆市已有一批涉嫌包庇黑恶势力组织犯罪的警员被限制行动或接受调查，其中包括部分区县公安局局长或副局长，以及一大批普通民警。
    “重庆‘打黑’目前只是拉开了序幕，还会继续深入。”重庆警方一知情人士透露。
    重庆“变脸”黑商制造的商业乱局正在终结。脸谱终归是脸谱，不管他的“变脸”具有多么强烈的戏剧性，都会露出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