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也是全球最重要的天然湖泊湿地之一。独特的地理位置与生态功能成就了洞庭湖“长江之肾”的美称，更直接影响着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防洪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然而，由于缺乏科学的规划和健全的管理机制，长期以来洞庭湖一直处于“诸侯分治”、“部门争利”的状况，正由于这种无休止的过度索取，如今的洞庭湖已面临湖泊湿地萎缩、生态退化的严重危机。

鸟飞鱼衰　杨树成灾

    金秋10月，对于渔民们来说本应是捕捞作业的黄金季节，可记者沿湖采访却难觅渔民踪影，只有不少渔船被搁浅在干涸的湖床上。东洞庭湖渔政部门提供的数据表明，由于大片水域干涸，目前已有2100户渔民的7600条渔船搁浅受困，2/3的渔民已无业可做，渔民平均收成不及去年的1/3。据湖南省畜牧水产局监测，洞庭湖内洄游性或半洄游性鱼类资源急剧减少，大型经济鱼类如青鱼、草鱼、鲢鱼、鳙鱼等数量锐减，占总产量的比重已不到10%，而且捕捞上来的鱼越来越低龄化、小型化，根本没有繁殖再生的机会。
    与鱼类资源一样，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化，拥有217种鸟类的洞庭湖极有可能失去其“候鸟天堂”的美誉。世界自然基金会组织的一次调查显示，2005年，洞庭湖独有的国际濒危物种只有白鹤、东方白鹳、黑鹳、鸿雁、小白额雁等五种，较2004年已减少了四种；达到湿地公约1%标准的物种12种，较2004年也减少了四种。小白额雁、反嘴鹬、黑腹滨鹬和罗纹鸭等常见种群降幅在50%以上。
    在鸟类和渔业资源锐减的同时，自上世纪90年代末起兴起的一股“种杨热”给洞庭湖带来了新的危机。目前，整个湖区杨树种植面积以万亩、十万亩的速度扩张，就连一些基本农田、行洪道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未能幸免。
    记者在湖南常德、益阳、岳阳三市采访时发现，杨树扩张开始由垸内转向垸外，从沿岸向洞庭湖深处“进军”。船行洞庭湖上，已很难看到没有种植杨树的洲滩，内湖堤垸内的道路两侧、农户门前屋后也都见缝插针地种上了杨树。除此之外，种杨风还正刮向洞庭湖区几个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护区，在这些保护区的缓冲区和试验区，大量的洲滩荒地被承包出去种植杨树，甚至连保护区核心区也难幸免。2005年国家环保总局通报的全国七起重大违规案件中，东洞庭湖湖核心区违规种植5000亩杨树就赫然其中。
    种杨树的目的是提供造纸原料。目前洞庭湖大大小小有上百家造纸厂，这些纸厂普遍规模小、分布散、环保配套设施差，对洞庭湖的污染越来越重。然而，由于由于湖区各县市缺乏工业资源且财力薄弱，造纸业成为一些县市的财政支柱。湖区某县造纸业财政“贡献率”占全县财政总收入的1/3以上。
    愈演愈烈的种杨热隐藏着极大的生态风险。洞庭湖环境保护监测站站长谭建强告诉记者，大面积种植单一物种，或改变原有种植的物种，使野生生物的原生环境发生改变，抑制了野生物种的正常生长和栖息。“我们调查发现，在种植杨树的湖滩，芦苇不能生长，硕大的杨树冠下连草都不能生，本地原有的群落生态系统完全被改变，湿地景观不再。此外，我们在调查中还发现，在没有种树的湖滩、稻田有许多鸟类在觅食、行走，而在杨树林中则难见鸟类踪迹。”谭建强说，“如果任由盲目种杨之风发展下去，再过若干年后，洞庭湖湿地生态景观将荡然无存。这绝非危言耸听。”

“涉水不涉水，都来插一腿”

    从鸟飞鱼尽到杨树成灾，考察洞庭湖生态危机的成因，一方面缘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矛盾；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地方政府畸形的发展理念。在“发展”的借口下，掩盖着政府和职能部门的利益诉求，并为此付出巨大的环境与资源代价。
    以渔政部门为例。2005年，洞庭湖区岳阳、常德、益阳三个湖区市县渔政总人数达335人，沅江市一个县级渔政站就有118人，为了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员，在“自收自支”利益驱动下，罚款增收成了公开的秘密。
    据岳阳县谭家围子的渔民们反映，他们使用“迷魂阵”等有害作业大多“按档”收费，每户一年约交2000元，电捕船交3000元。此外，洞庭湖内大大小小的芦苇场、环保部门也要向渔民收取所谓的“泊船费”、“排污费”等。“只要交了钱就没有人管你”，益阳市老渔民皮志先说。
    与渔政部门一样以“吃资源”为生的利益主体在洞庭湖区比比皆是。如东洞庭湖，水域涉及岳阳、益阳两个地级市和岳阳、汨罗、湘阴、华容、南县、沅江六市县及君山、岳阳楼两个县级区，再加上市内众多部门对东洞庭都拥有行政执法权，几十家乃至上百家部门纠缠一起，有利大家争，无利没人管，“涉水不涉水，都来插一腿”。这些利益主体将国家资源视为本部门的“私产”，随意发包，竭泽而渔。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湖区各县市普遍财政困难。为了培育财源，许多地方政府往往不顾高昂的环境代价一味强调发展。近年来愈演愈烈的“种杨风”就是为造纸业提供原料，其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就是地方政府。据了解，2005年，在政府的大力号召下，仅沅江一市就新种植30万亩杨树，年初为此制订了详细的规划，并把任务分配到了每个乡镇，市电视台还定期公布各乡镇发展杨树的进度。地处西洞庭的常德市也将杨树发展列入全市“五个一百万亩”的产业结构调整规划之内，全市杨树种植面积已突破150万亩。

“公地”悲剧是变相的权力寻租

    作为公共资源，洞庭湖的所有权是国家的但实际上却成为一块利益均沾“公地”，而以保护资源为主的职能部门却沦为“吃资源”的主体，管理体制上的漏洞是主要原因。专家指出，这种“公地”悲剧亟待改革。
    “从政府到职能部门再到承包商，杨树的背后是一个牢固的利益共同体。”中科院亚热带所教授彭佩钦认为，虽然资源的所有权是国家的，但实际上洞庭湖成为一块利益均沾的“公地”。洞庭湖杨树危机的背后实际上是政府管理的危机，代表着权力的政府和职能部门与代表资本的利益集团肆无忌惮地掠夺公共利益，这是与民争利，与国家争利。
    “这是一种变相的权力寻租。最后的结果是部门和企业获得了巨额利润，国家和老百姓的长远利益受到损害。”彭佩钦说。　
    记者了解到，为了解决洞庭湖管理体制弊端，2002年湖南省曾专门委托中科院湖泊所姜加虎教授等专家制定了一个详尽的“洞庭湖生态功能分区”规划，在规划中明确提出成立一个由副省长任组长、涵盖东、南、西洞庭湖三个自然保护区的协调机构，解决洞庭湖管理权责不分的现状。但由于遇到了诸多既得利益者的阻碍，这一规划至今未能实施。　
    姜加虎告诉记者，目前洞庭湖区人口接近1500万。这么多人的生存与环境的保护之间构成了一对尖锐的矛盾。尽管头顶着“鱼米之乡”的光环，但洞庭湖实际上有着明显的功能区划，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人类生存发展。但长期以来在生存压力下，一些不适合人居的地方实际上已成为人烟稠密、工农业生产集中的地区。
    洞庭湖区共有24个蓄洪垸，居住着数百万人口，其中包括屈原行政区、大通湖等事实上已成为区域经济中心的县级行政区。受政策因素限制这些蓄洪垸不能发展大的工业项目，招商引资也缺乏安全保障。因此“吃资源”成为这些地方群众脱贫致富的惟一选择。而掠夺资源后果必然是“越吃越穷，越穷越吃”。
    姜加虎认为，对于洞庭湖而言，生存与保护的“两难”将长期存在，解决这一矛盾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而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引导地方政府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是当务之急。“地方政府出于自身的利益诉求，往往是重开发，轻保护；因此建立统一协调的管理机构，加大对湖区生态移民和转移支付力度，改变对地方领导的政绩考核是洞庭湖保护的关键所在。”姜加虎说。
    对于这一问题，湖南省人大资源和环境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刘帅认为，造成洞庭湖管理混乱、部门资本竞相逐利的主要原因在于权属不明，缺乏一个能够统一协调的管理机构。在重新调整洞庭湖保护区划的基础上，应赋予保护部门相应的权责，并切实改变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将资源保护的责、权、利真正统一起来，面对日益退化的生态环境，变革资源管理模式对于洞庭湖来说，将是一场真正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