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认为，民营企业有两大机遇，一是在扩大内需中找自己的方向，二是在自主创新中找自己的方向，这两个机遇能够抓住，民营经济一定可以上一个新台阶。
　　“单纯靠人民币低汇率来扩大产品销路，这个时代已经越来越接近尾声了。这就迫使民营企业要靠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靠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打开国际市场。”面对台下2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民营企业们，厉以宁言辞恳切。
　　6月19日，由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和全国工商联宣教部联合主办的“第六届中国民营经济企业投资与发展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院长厉以宁作为主办方，在会上做了专题发言。
　　不久前，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被称之为“新36条”，再次重申国家对于民营经济的支持态度。
　　厉以宁表示，“新36条”出台之后，由各部委主导的相应细则应早日出台，以解决市场准入、融资困局等制约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一些根本性问题。
　　会后，本报记者专访了厉以宁院长，请他就“新36条”颁布后民营企业发展的机遇、如何看待市场准入门槛以及当下中国经济的一些热点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新36条”应尽快出台细则

　　《21世纪》：目前，资产价格泡沫让人担忧，而流进资产市场的资本中有不少是民间资本，为什么民间资本不投向实体经济，而投向虚拟经济或者进行资产价格的炒作？
　　厉以宁：这有深刻原因。第一，民营经济的投资领域是有限制的，不是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某些领域不让民间资本进入，民间资本没有很好的去向，于是纷纷流到资产市场去。第二，即使在民营经济或者民间资本可以进入的领域，由于各种不公平现象的存在，待遇是有差别的，所以民营经济感觉没有保证，也不会轻易进入。
　　现在政府紧缩信贷，这是政府看到资产价格上升过快而采取的措施。尽管这个措施有一定效果，但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间资本流向的问题。
　　《21世纪》：有什么措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厉以宁：主要措施应该是放开市场准入，把更多的民间资本引导到国家需要发展的领域中。但是目前体制上和技术上的障碍没有解除。体制障碍主要是公平竞争问题，市场准入问题；技术障碍就是融资难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上市问题还受到更多的限制。这是当前民营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新36条”实际上告诉我们，要把民间资本引导到国家最需要发展的领域，最需要发展的产品，最需要扶持的行业中。所以，对于“新36条”的重要性，大家还应该仔细体会一下。
　　《21世纪》：其实民营经济的市场准入问题一直存在，36条时就有涉及，但是一直没有很好的解决。“新36条”中的相关规定如何落实，你有什么建议？
　　厉以宁：对于准入问题，需要从几个方面来看待。首先，准入细则是由各部门制定的，它涉及到各行业的具体问题，希望这个细则能够快点出台。其次，各行业、各种产品存在差异，不要搞一刀切。各地区的发展情况也不一样，如果东部地区能够建立一个较高的门槛，那么在中西部地区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门槛建的低一点？这些都需要区别对待。第三，必要的准入条件和门槛是一定要有的，比如进入采矿业或金融业，一定要有相应的技术力量，如果把门槛忽略掉的话，其实是对消费者不负责任的做法。
　　至于金融行业，我觉得是可以大量吸收民营经济进来的，比如说中国迫切需要中小银行，民营经济可以以县域银行、村镇银行为主导来发展。至于一些大银行，民营经济不是不可以办，不过现在是有一些准入条件的，比如对资本金，对金融管理人才数量的要求等等，这要从一个长远的过程来看待。其实《商业银行法》从来没有限制过民间办银行，但为什么一直没有民资进入呢？主要是因为没有具体的细则，我个人觉得，如果现在地方上有一些原来基础比较好的银行，在经过资本的充实以后，未尝不可以从小到中、从中到大。

　　城镇化是下一个机遇

　　《21世纪》：“新36条”出台后，民营企业要取得长远发展需要几个基础的条件？
　　厉以宁：首先，政府要出台一系列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具体的细则要陆续推出，希望有关部门能加快研究制定具体细则。第二，民营经济的发展与整个国家的经济形势有密切关系。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自主创新、技术进步，经济的低碳化、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城镇化建设，所有这些使得民营经济可以找到自己适合的投资方向；第三，民营经济自身要加强学习，了解整个国家的经济形势，了解世界经济形势，并且民营经济自身在法人治理结构上要进一步完善，民营经济自己能有更好的管理方式的转变。
　　《21世纪》：在你看来，中国民营经济的下一个机遇是在哪里？
　　厉以宁：两个大机遇，一个是在扩大内需中找自己的方向，第二个是在自主创新中找自己的方向，这两个机遇要是抓住了，民营经济一定可以上一个新的台阶。要把大企业能做的，个体工商户能做的，以及小企业能做的，区分开来。对于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应该继续朝自主创新领域发展，只有自主创新才能够打开更大的市场；但是对于广大的个体户来说，也不要小看他们，因为他们是解决当前就业问题的重要力量，每一个个体户实际上都是一个创业者。
　　《21世纪》：在扩大内需中，城镇化的因素被寄予了厚望，被认为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驱动器，民营经济应该在城镇化过程有怎样的作为？
　　厉以宁：没错，我对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是有信心的，因为国家的政策已经很明确了，而且中国的经济形势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是处于稳定发展之中，特别是城镇化的建设提供了很多的发展机会。假定城镇化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1000多万人要进城。农民要进城，主要进入到县城，以及县以下的镇中。这样的人口流动，提供了多少住宅的需求，提供了多少马路，水、暖、电、气这些公用设施的需求，再加上学校、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这些给民营企业可以带来很大的发展空间。

　　退出刺激政策须防急转弯

　　《21世纪》：近日，有经济学家表示，如果中国退出经济刺激计划，可能出现一个上千万劳动力失业的情况，你怎样看待此轮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时机？
　　厉以宁：首先，数字我没有特别多的研究，不好评论。的确，一个国家不可能长期依赖刺激经济的政策，刺激政策总要有退出时间。但是，我认为退出机制需要防止急转弯，急转弯会出问题的。
　　根据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经验，急转弯至少产生以下几个问题：当时海南、广西北海出现了大批烂尾楼，造成了大批资产损失；第二，由于三角债的存在，资金链一断裂，相互拖欠的情况就会出现，政府必须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再注资进入，费时且易出现经济纠纷；第三，出现银行不良债务的增加，最后采取把银行不良资产剥离的政策，成立了几个资产管理公司来解决问题。除此之外，后来出现了更严重的通货紧缩的现象。所以，现在制定政策时，要汲取当时的经验。
　　《21世纪》：对于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下降的问题，你怎么看？
　　厉以宁：这个问题的确值得关注。要从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这三个环节着手给予改进。 初次分配中需要做三方面的事情：首先最低工资标准要不断提高，因为物价在上涨，最低工资不提高的话，当然劳动收入占比就小了；第二，农产品收购价格要逐步提高，在农村现在种粮食是最不赚钱的，没人愿意种粮食，所以收购价格要逐步提高；第三，要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推行农业产业化，要使农民从产业链的延伸中得到更多的实惠。这三点是属于初次分配范畴的。
　　再分配中，从两个方面来考虑。首先，对于贫困户、灾民的救济，根据地区的实际情况，扶贫的项目数、力度要有所增加；第二，运用税收调节，个人所得税方面，我认为问题不在于或者不仅仅在于提高个税起征点，更重要的是要根据家庭的负担和家庭的收入来征税。因为一个单身的劳动者，与一个老婆没工作还有一个孩子的，两者的负担是不一样的；另外，现在是要考虑开征遗产税、赠予税的时候了。
　　第三次分配中，税后收入中凡是用于公益事业的捐赠，应该制定免税的措施，鼓励更多的人把自己的财产和收入用于公益事业，这在国外很普遍，但目前国内仍是空白。
　　《21世纪》：近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一直广受关注，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在19日发表谈话中表示，将“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你怎么看人民币汇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厉以宁：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人民币升值有国际压力，也有国内压力。前者是外国政府根据自身利益来对中国政府施压，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中国的汇率如何确定，不在于外国的压力。而后者，就是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存在，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害处，可能比升值本身还大。我个人认为，因受压力而升值不可取，大步升值也是不可取的，因为会对经济造成振动太大。小步升值，未尝不可。如何操作，就是把有管理的汇率浮动上限和下限各放宽一点，然后让汇率在这个区间自由摆动，这是由市场决定的。但是什么时候做，我觉得中央要根据情况来定。
　　有些民营企业家很怕这一点。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国际竞争的压力是一直存在的，民营企业应该认识到，以后单纯靠人民币低汇率来扩大产品销路，这个时代已经越来越接近尾声了。这就迫使民营企业要靠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靠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打开国际市场。兵法上说了，“置之死地而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