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2008年底四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为代表，我国以超常规经济刺激计划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取得了明显成效。分析人士普遍认为，2010年将是我国经济经过危机冲击触底之后，进入新一轮经济上升周期的起点，也是宏观经济运行逐步正常化之后，宏观政策相应回到正常化状态的一年。
　　2010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实现正常化？政策正常化面临哪些困难？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张平。

　　中美刺激政策侧重点不同

　　上海证券报：今年年初，随着我国经济回暖，人们已经嗅出货币政策收紧的气息。美国刺激经济政策也面临退出的可能性。您如何看待中美两国政策退出的问题？
　　张平：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源于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和机构发生了危机，他们最严重的问题是信用和流动性问题，其政府实施的货币政策主要是量化宽松政策，以增加流动性，财政政策是直接购买公司债务等方法来担保公司信用，以维持其生存，仅有少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技术改造等方面。在危机结束后，其退出的机制也多是在公开市场操作，如卖掉手中为救助金融机构而买入的债券，收回现金，救助重点偏向金融机构，而不是解决更多的一般性就业。
　　我国则不同，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直接以实物为基础的，大量集中在基础设施上，其政策激励方向的核心是城市化，希望通过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带动经济，其政策激励应该说是非常有效的。基础设施投资是有投资周期的，分年实施，因此今年融资规模也很难降低，相关政策也谈不上“退出”。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政府采取了有力的宏观激励政策，经济在2009年第四季度全面复苏，经济增长回到潜在增长率之上。但目前，我国经济仍面临外需回暖进程不确定等问题，因此宏观政策大的取向不会变，但已经从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回归到正常化管理了。

　　货币过量投放会助长资产泡沫

　　上海证券报：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为何要“正常化”？
　　张平：我国是全球激励力度最大的国家。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我国政府进行了强力的宏观激励，提出了两年4万亿元和每年5000亿元的减税计划，约占每年GDP总额的7%以上，而美国刺激政策的投入占GDP的5.5%，欧洲和日本只有2%。
　　另外，在采取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我国还采取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双宽松”政策在我国历史上也是最为积极的。
　　2009年我国新增贷款几乎翻了一倍。信贷激增直接刺激了货币供给量的增加，M2增长远超出计划的17%，达到29%。2009年我国经济在政策激励下，经过两个季度低于7%的增长后，迅速回到潜在增长8%以上，在全球率先实现复苏。
　　财政和货币激励直接推动城市化规模扩张，但同时过量的货币激励也会助长资产泡沫，影响经济的平稳发展，甚至会导致繁荣的提前结束。因此，为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就要使宏观政策管理“正常化”。
　　上海证券报：从货币政策的角度看，为何要实现“正常化”？
　　张平：中国的货币一直处于超中性的供给状态，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2009年货币供给更是激增。从M2/GDP的角度看，这一比值快速攀升，假定2010年货币供给增长20%，经济增长9.5%，则预计到2010年上述比值将超过2倍，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货币长期超额供给必然会引起资产和通货膨胀，保持货币的稳定增长才能稳定货币供给预期，才能保持市场价格平稳，因此货币政策一定要从非常举措走向“正常”，这也有利于引导投资者更多地去关心上市公司质量，少受宏观政策的影响。

　　经济增长要“稳速增效”

　　上海证券报：您认为应该如何实现政策“正常化”？
　　张平：我认为，2010年短期宏观政策管理的目标应包括：宏观政策的正常化，在保持积极财政激励的同时，货币政策从2009年的过于宽松转为保持“适度”货币供给，将M2增速控制在17%以内，新增贷款逐步回到8万亿元以内；投资增长保持在20%左右，这种增速就能带动经济实现8%以上的增长；积极发挥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实现优化结构的目标；经济增长的目标要放在稳速增效上，提高经济和社会效益。
　　同时，应将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预期管理纳入宏观管理中来，提高宏观政策管理水平：要继续保持现有的盯住美元的、低浮动的、有管理的汇率体制不变，直到货币政策完成正常化调整，积极财政政策基本完成；税制改革依然很重要，我国城市化达到现有水平后，应逐步将以流转税为主的税收体制向直接税为主体的方向转变；减少信贷增长的压力，加大资本市场融资比重，特别加快发展债券市场，增加地方债发行规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