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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促进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一直是备受关注的。但近几年来，我国消费率（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持续走低，从1990年的62.5%降至2008年的48.6%，国内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不足。到了2009年，随着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消费占GDP的比例更是进一步降低。
如何通过财税等方面政策措施促进消费，成了摆在我国经济面前的一道难题。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
通过制度建设消除后顾之忧
上海证券报：您认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财税政策促进消费？
贾康：首先，应该通过财税政策的努力和其他方面的制度建设，消除社会成员在消费方面的“后顾之忧”。中国的储蓄率比较高，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应对以后可能面对的养老、子女教育、医疗改革、住房改革这些方面的“后顾之忧”，相当大一部分低中收入阶层需要尽可能多地增加储蓄。
近几年来，政府已经做了不少工作，比如基本养老保障体系的不断改进，很多地方正在实验统分结合的，即社会统筹加上个人账户的养老保障。接下去，我认为应该按国家已经明确的方向，争取尽快做到省级统筹，再往下则应该发展到全社会统筹。
在农村，现在一部分地区已经在试验农村的养老制度了，也在开始试验低保了，即比照城镇做到“应保尽保”的最低生活保障，接下去，这种探索也应该进一步往前推进。
上海证券报：在医疗、住房方面，政府应当如何加大保障力度呢？
贾康：在医疗方面，随着新医改的实行，三年之后，医疗保障的覆盖面应该基本到位了，但是我们毕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保障的力度与很多社会成员的需要可能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比如，我们经常可以在新闻媒体上看到这样的报道，孩子得了白血病，家长拿不出30万-50万元的医疗费用来救治。我们内部也曾经讨论过，新医改三年以后能不能完全解决这种问题，我估计还不一定能。以后还要争取一步一步地提高医疗保障水平。
在基本住房保障方面，政府首先要“托底”，不仅要推所谓经济适用房，而且要推廉租房，解决最低收入阶层“住有所居”的问题。在廉租房之上，还应该积极探索如何形成一批可以满足社会需要的“适租房”，用以解决所谓夹心层、年轻白领、进入职业生涯初期的人的居住问题。
我认为，所谓经济适用房与双限房，和一般商品住宅之间的界限已经相当模糊了，未来可能要更多地依靠市场去解决资源配置问题。而具体到高档公寓、豪华别墅这样的住宅类型，政府要管的是有关的规则和收税，而不要过多地考虑价格问题，价格可以由市场去调节。
这样的一套社会保障体系，如果能够有效运转，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除很多低、中收入阶层的后顾之忧，使即期的消费能够得到提高。
抽肥补瘦优化收入分配格局
上海证券报：在收入分配格局上，应该如何进一步优化呢？
贾康：政府应该考虑怎么样调整、合理化收入分配格局，抑制不合理的收入悬殊，抽肥补瘦。
从数据来看，近几年国民收入分配中企业的收入明显提高，对此应该做出一定的政策调节。一些大型企业，特别是有垄断特征的国有大型企业，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近年来明显提高。这些垄断，既有不可避免的自然垄断因素，也有国家给予的特许权所形成的垄断因素。某些垄断需要在今后的改革中加以消除。比如说，在电力行业，厂、网分开的改革就是一个基本方向，不得已需要继续保持自然垄断的输电网，还可以带有明显的垄断特征，其他发电厂应该真正推向市场，通过竞争，把自己的产品竞价入网。同时，垄断企业、大型企业上缴国有资产收益方面，也应该做出进一步的实际调控。
去年已经正式运转的中央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里，有一个进步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就是国资委管理监控之下的100多家大型企业，分别按照5%和10%两个比例向国库上缴资产收益。石油行业当中带有垄断性的国有大型企业，已经开始上缴石油特别收益金。按这个发展方向，以后应该在这样的制度之上，进一步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使中央级的国有大型企业收缩到100家以内，从而可以逐步发展“一户一率”的政策，确定某一个特定国有大型企业应该怎么向国库上缴资产收益。这是在今后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的机制创新。
开征物业税有助调节收入分配
上海证券报：开征物业税是否能够起到调节收入的作用？
贾康：现在大家都关心物业税的问题。如果把它定位为房地产税，在保有环节进行征收的话，好处有很多，可以校正地方政府职能与行为，也可以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
除此之外，它实际上会给中国拥有产权房的社会成员增加一个保有环节的税负，这个税负可以起到一定的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这个税负会促使以后有能力买产权房的社会成员，比如中等收入阶层，购自住房的时候更多地考虑买小户型、经济实惠的住房，也会抑制那些想买房拿来炒作的投资者或者投机者。另一方面，也会进一步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不动产税收入的增加，可以让有税负承受能力的一批人，为国库收入多作一些贡献，进而通过财政支出，更有力地去扶助低收入者，这样也起到了收入再分配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