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诸多影响中，最让人揪心的是可能涉及几千万人的就业问题。在中央启动的拉动内需增长的政策中，力度最大也最令人兴奋的是两年内总数涉及4万亿元的投资。那么，如此积极的投资怎样才能惠及就业？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所长蔡昉。

鼓励引进民间投资,创造就业岗位

　　作为中央投资，蔡昉认为难点在于最大化直接创造就业。虽然最近政府计划出台汽车、装备制造、纺织等十大产业的振兴规划，但这些产业大多不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而且，振兴规划不可能直接关注或者投向中小企业，而后者正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但作为中央投资的延伸，地方的配套投资和民间投资，应该而且完全可能明确地考虑扩大就业的迫切需要，向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或企业延伸。
　　要解决最终需求的问题，不能仅仅靠政府投资，民间投资才是增长的持续动力。要鼓励引进民间投资，可以从解除相关限制着手。现在服务业领域对民间投资的限制还很多，比如娱乐、体育、教育等。蔡昉说：“体育产业在美国是很庞大的产业，在很多州已成为支柱产业。最近美国各个行业都是些不景气的消息，而惟独体育和好莱坞，没有不景气。”这个产业的链条很长，对健身休闲、转播广告、服装纪念品等许多服务业，甚至制造业都有带动效果，是典型的内需型经济。”
　　蔡昉认为，扩大教育对于就业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领域。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搞了高校扩招。“我认为完全正确。一是扩招的这些人推迟进入就业市场，缓解了当时的就业压力，在四五年后，中国发展的周期恰好进入就业高峰期；二是虽然大学的教育质量有高有低，但与没受过大学教育相比，这些扩招的受益者成为素质更高的就业者。”而且，根据他的研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学历越高就业越难。他还介绍到，美国的人力资本积累有两个重要的阶段。一是在上世纪30年代的萧条时期，学生的在校时间大幅度延长，接受高中教育的人增长了一倍，获得本科学位的人增加了50%。二是二战结束后，回来了1200万退伍军人，而由于战争带来的对美国产品的外需也没有了，失业威胁增加。这种情况与中国现在的情况很相像。美国在1944年制定了退伍军人权利保障法，这个法做了三件事：一是资助退伍军人上大学或职业学院，最后有800多万人利用这个机会拿到了更高的学历；二是通过贷款等方式资助退伍军人创业；三是成立专门机构，资助退伍军人买房。这两轮教育发展的结果，是美国此后几十年的持续繁荣。
　　除了行业准入上的诸多限制，还有交易费用繁多、政府服务不到位以及个别地方的腐败现象等，共同构筑了民间投资的高门槛。“其实扩大就业不一定要出很多新招，如果能把那些就业障碍清除，就可以创造就业岗位。”蔡昉说。

“雁阵模式”在中国内部还有延续空间，调整结构与扩大就业不是非此即彼

　　靠投资拉动内需，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是中国经济的短期目标，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还有一个调整结构的重要任务。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在谈及投资项目的安排时，反复强调了要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如果按照这样的原则，加大投资力度能带动就业吗？会不会产生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排斥？
　　蔡昉说，有人认为产业升级就是降低劳动密集程度，其实不是。经济学家根据东亚经济发展的经验，描述了产业国际转移的模式，像飞雁一样排成队列依次前行，即雁阵模型。根据这个模型，有人认为，当年日本的产业转移，由亚洲四小龙承接，亚洲四小龙后由东盟以及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承接，中国现在如果进行产业升级，就会把劳动密集型产业驱赶到越南等邻国去。但我们不要忘记，与这些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是，中国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体，而且地区发展不平衡。所以，雁阵模式完全可以在国内各地区之间得到延续。在东部地区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提高的条件下，按照比较优势的变化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与此同时，广大中西部地区仍然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土地成本也相对低廉，则相应承接从东部地区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只要不是高耗能高污染，对后者而言，也是产业升级。只要符合自己的比较优势，也是一个有效率的产业结构。这样，虽然东部地区产业的劳动密集程度可能有所降低，但是，中西部则由于承接了转移的产业而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由此形成产业优化升级与就业扩大的统一。
　　所以，蔡昉认为，中国之大决定了调整结构与扩大就业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中国的产业升级不能停止。目前，我们用投资来拉动经济要避免一个误区：在原有基础上的振兴。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经济危机的正面效果是创造性毁灭。振兴不是让旧的不死，中央的投资以及地方配套、民间投资，都应该围绕东中西部的升级、转移、承接来做文章。

完善拉动内需的政策，实现就业增长型的经济复苏

　　为了应对世界经济衰退的冲击，各种拉动内需保增长的措施在近期密集出台。蔡昉提醒到，拉动内需的政策如果忽视就业增长，就容易造成所谓的“无就业的复苏”，其典型的特征就是经济增长率有所回升，但失业并没有减少。例如，美国经济在1990—1991年衰退之后，就经历了比较漫长的“无就业的复苏”。
　　避免“无就业的复苏”，蔡昉认为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非常关键。对基础设施和产业链条比较长的资本密集型企业的投资，对于在短期内提振经济增长有非常明显的作用，但对于缓解就业压力的效果往往不甚明显。目前中央政府安排的经济刺激计划，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占主导，刺激消费和扩大就业的经济复苏急需地方政府和民间投资进行配套。
　　他还提出，要实现就业增长型复苏，刺激经济的政策就需要关注就业岗位的主要创造者——中小企业。要把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纳入经济刺激的计划中，进一步出台配套措施，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要综合利用财政和金融政策手段，实施更宽松的税收政策，采取放水养鱼的方式，为中小企业创造更好的生存环境，实现企业发展、就业增加、税收总量不减的多赢局面。
　　除了增加投资，蔡昉认为，出台直接的消费刺激政策，也可以减轻外需下降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同时也有助于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稳定，继续扩大城乡就业。目前出台的刺激经济的计划以投资为主，对直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作用有限。而且，大规模和集中的投资计划，往往只能增加少数群体的收入，容易扩大收入差距。目前，美国、日本以及国内的部分省市，都相继出台了直接瞄准公民个体的刺激消费计划。应该及时评估和借鉴这些政策的积极效果，丰富我们刺激经济、扩大就业的政策手段。
　　最后，蔡昉建议，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就是要把保增长、调结构和扩内需更加紧密地与扩大就业结合起来。这个时期出台任何发展和改革的政策以及实施的产业规划，都要放到就业的天平上衡量。服从于最大化就业的目标，就是服从于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的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