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回顾新中国证券市场艰难创立的历史，我们看到了一个个风云人物，一出出悲剧喜剧。他们风云际会的人生，或辉煌亮相，或黯然退场，充满了让人感叹的戏剧性效果。但我们很难看到在这辉煌场面的背后，那些为这出大戏设计了题目、编写了脚本的后台工作人员，那些为新中国证券市场的草创做了大量基础性、铺垫性工作的执行者。他们是中国证券市场的“幕后英雄”。他们的贡献不亚于前台的主角。
　　现任申银万国证券公司总裁冯国荣，参与了上海证券市场早期一系列开创性的建设，包括第一家证券营业柜台的建立、第一只股票的发行，直至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办和成立。中国证监会前主席刘鸿儒曾对他说：能够说得清楚上海金融改革整个过程的，现在大概只有你了。
　　本期我们用冯国荣的故事，从一个侧面来对比中国证券市场的今昔，并感谢那些为之默默地作出贡献的人们。
　　在中国证券市场，冯国荣向来行事低调。但在上海的金融改革和证券市场形成过程中，他做出过重要贡献，绝非等闲人物。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他历任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办公室秘书、副主任、主任和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办公室主任，这段时期正是上海金融改革起步和证券市场形成的关键时期，他不仅参与了银行系统的改革，而且在幕后参与了第一只股票的发行、第一家证券营业柜台的设立，直至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建。特别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度草创和设计的过程中，在当时人行上海分行行长毛应的领导下，他参与起草、核稿等具体工作，是主要的执笔者。上海证券市场形成初期的许多重要人物，都与他有着很深的工作关系甚至个人渊源。可以说，他是上海金融改革和证券市场形成、发展全过程的见证人。

证券市场的“史前史”

　　参与中国证券市场草创筹建工作的前辈，大部分人在回顾中国证券市场的初期历史时，都是从发行第一只股票、创建第一家证券营业部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说起。对此，冯国荣有自己的独到看法。他把这段历史分成酝酿、启动、发展等几个阶段，这中间有一个符合逻辑的发展过程。酝酿阶段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开始了，也就是银行从财政脱离，完成真正的、独立的货币经营者的角色转换的过程。冯国荣说：“这是整个金融改革的最精彩的部分之一，也是后来资金拆借市场、外汇调剂市场、证券市场、期货市场、黄金交易市场得以形成的预设条件和基础。我本人那时刚好从上海财大毕业，1982年底进入银行系统工作，有幸参与和见证了这个金融改革风云际会的过程。”
　　谈到中国证券市场的历史，这其实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或者说，这是证券市场的“史前史”。冯国荣说，在改革开放以前的纯粹计划经济时代，大财政，小银行，银行是财政的附庸，仅仅是政府的一个出纳机关。改革开放以后，银行从财政脱离出来，又从人民银行中分设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从财政部分设建设银行、中国投资银行。中国银行体系在1983-1985年之间基本形成。而在银行内部出现了票据改革。以前银行没有票据业务，随着支票、汇票、本票等票据业务的出现，就自然地出现了票据的贴现和再贴现业务，这样银行就有了信用工具，市场承认了商业信用，资金也就不再局限于横向联系，出现了资金的拆借市场，各金融机构的资金余缺可以在拆借市场上调剂，资金开始能够流通了。在资金实现流通的时候，资本市场也开始萌芽了。这些因素一起催生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设想一下，如果没有信用工具，结算都无法结算，证券交易如何进行？也就谈不上后来证券交易所的成立和迅速发展。
　　冯国荣强调说，发展是一个自然渐进的过程，具有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后面的内容以前面的发展为基础。没有这个基础，谈不上后面的发展。整个发展就是这样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而他一进入银行系统，就参与了作为市场基础的票据业务这一意义深远的改革。

参与筹备上交所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后半段，是上海证券市场的萌芽和启动阶段。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属下的信托公司（申银万国前身）代理发行了飞乐音响、延中实业等新中国的第一批股票，推出了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从而出现了直接融资，出现了股票的流通。这些都是重大的突破。此时，冯国荣先后担任工行上海分行的办公室秘书、副主任、主任，参与了这些有重大突破意义的制度设计、文稿审核等工作。比如，发行B股以筹集外资，这在我国证券史上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没有任何先例可循。冯国荣清楚地记得，他是如何斟字酌句地确定了所谓B股的定义，即“专供境外法人与自然人认购的、用美元现汇计价的记名式股票”，连“人民币特种股票，简称B股”这两个名词，也是他“发明”的，获得了分管此项业务、时任人行上海分行副行长、已英年早逝的罗时林的赞许。
　　此前，冯国荣在银行系统基层工作时，曾任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杨浦支行计划信贷科副科长。阚志东那时就是这个信贷科的信贷员。冯国荣向当时的工行团委推荐，阚志东得以参加中日青年交流计划，到日本蓝泽证券工作，学习证券业务。赴日学习是阚志东证券事业的起步和转折，回国后，他成了当时国内稀缺的在国外学过证券业务的青年才俊。冯国荣笑着说：“我们那个信贷科后来出了四个证券公司老总，阚志东是一个，还有朱福涛、储忠两人分别做了东方证券董事长和联合证券总裁。后来，我又来做了申银万国总裁。”
　　冯国荣认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办，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而仿佛是与证券有缘，就在上交所筹办前，他调到人行上海分行任办公室主任。当时，人民银行分管银行、证券、信托、保险等所有金融业务及机构，而人行上海分行直接负责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办、成立，以及成立后初期发展阶段的管理。当时，上海有一个股份制改革的三人领导小组，一个是原人行上海分行行长李祥瑞，一个是上海市体改办主任贺镐圣，另一个就是他的老师、时任人行上海分行行长的龚浩成。领导作出安排，拍板决策，具体的工作就由冯国荣领导的办公室来做。当时人行没有政策研究室，没有体制改革办公室，凡是与体制改革、政策研究有关的事情，都集中由办公室处理。作为办公室的主要负责人，对文件的调研、起草、审核，直至最终公布，都起着关键的作用。特别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性质、交易和结算的方式、会员制、交易所章程等的确定和文本起草，基本上都是由当时的金融监管处和办公室完成的。
　　“说实话，那时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们都没见过真正的交易所。”冯国荣说，“所以像尉文渊、阚治东、管金生那样的一批开拓者确实了不起。他们是在一无所知的前提下创造历史。筹办上海证券交易所时，由人行上海分行办公室起草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和章程。我也是一无所知。我也没去过国外，没考察过国外的交易所，充其量只参观过香港交易所，参考资料也极其缺乏。李祥瑞把他的一个曾任台湾‘财政部长’的同学送他的一套法规汇编给我，作为参考资料。所以上海证券市场的早期设计，带有浓厚的台湾证券市场的特点和痕迹。因为我们参考的就是台湾的市场、台湾的法规和理论。”
　　说到这里，冯国荣忍不住笑着说，“早期许多开创性的规章，都是我们起草或者审稿的。当时的规则很粗糙，特点很明显，就是多少都带了点台湾证券市场法规的痕迹。这个事情现在讲起来似乎很不上台面，但这就是历史。那时也没什么‘海归’，现在的‘海归’们那时正忙着‘出海’。”
　　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时，据说总经理人选有几个：一位是人行上海分行金管处处长，年纪有点大了；一位是尉文渊，金管处的副处长，年富力强；还有一位就是冯国荣。因为冯国荣是办公室主任，领导不肯放。历史就选择了尉文渊。
　　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初期，仍然归人行上海分行管理，交易所的制度修订甚至对外发言，也仍然需要经过人行上海分行办公室的审核后才能发表。冯国荣甚至还要管证券市场的新闻和舆论，当时的人行负有窗口政策指导的重要职能，上海市委宣传部曾为此专门发过内部文件，规定上海市场上的证券新闻、评论，要由人行上海分行办公室主任冯国荣审核签字后，才能见报。冯国荣甚至亲自跑新闻出版署要批文，创办了公开发行的《上海金融报》，并担任首任主编。

带领申万起死回生

　　2001年，冯国荣由幕后走上前台。
　　当年，被称为中国证券市场第一大案的“中科创事件”爆发。该事件给申银万国证券公司带来了高达几十个亿的损失，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公司的注册资本。这家新中国证券市场最老牌的证券公司，面临着生死存亡一线之隔的艰难境地。
　　申银万国曾经主承销新中国第一只A股、B股，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创造了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史上许多“第一”。这家在某种意义上直接催生了中国证券市场的证券公司，此时面临着无数的债权债务纠纷甚至刑事纠葛，这回还能重新站起来吗？很多人表示怀疑。
　　正是在这个万般艰难、前途莫测的情况下，冯国荣受上海市政府的委派，从中国光大银行党组副书记、副行长兼上海分行行长的位置上，被调派来处理危机。随后，他又被正式任命为申银万国证券公司总裁。
　　“我接手申万时，是申万最困难的时候。”冯国荣说，“‘中科创事件’以及后来的委托理财纠纷使公司面临严重的挑战。你知道我最苦的时候怎么样，现金流量都断了！但工资不得不发呀，而且一个也不能掉队（裁员）。除了工资外，其他我全部停掉。所以他们说老冯有大将风度，这种危急困难的情况也扛下来了，其实是勉为其难。最难的时候，有一点我脑子里很清楚，就是坚持合规经营的底线，绝对不挪用客户保证金，确保资金链不断，维护公司的声誉。但是确实平衡不了呀，没有资本补充机制，缺乏合规融资渠道，市场又很低迷，流动性确实很困难。这个难题几乎无解！”说起这件事，冯国荣感慨万千。
　　冯国荣千方百计节支增效。2003年到2005年，三年里申万的营业费用下降了45%，公司的业务渐渐走上正轨。2005年，经过人民银行和证监会的联合大检查后，人民银行正式宣布，经贷前调查，申银万国经营基本正常，没有发现挪用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情况，但存在流动性困难，拟对其给予再贷款支持。后来，又改为汇金公司向申银万国注资25亿元，并计划提供15亿元流动性支持，实际上后来提供了4.5亿元。汇金因而成为申银万国的大股东。这是国务院关于证券公司综合治理政策在申银万国的体现，也创造了应对与处置金融风险的新经验。申万终于得以重新走上发展之路。
　　冯国荣说：“从2001年到现在的这六七年里，我们已经把申万的所有历史遗留问题处理掉了，全部窟窿都已填平。这一点确实很不容易。现在申万的资本金很充足，净资产有100多亿，净资本有90多亿，净资本率达到90%以上。这几年来，申万全面推进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建设，建立完善风险控制体系，公司还获得了创新试点资格，被评为A类AA级券商。2007年我们取得的利润是过去11年税利的总和，公司整体情况是空前的好。这充分说明国务院关于证券公司综合治理政策十分英明。”
　　冯国荣说：“过了这个坎以后，我们真的吸取了教训。证券是高风险的行业，控制住风险，才有利益和未来，把握不住风险，垮起来会很快。申万在发展过程中，总结了自身经验，看到了违规的代价，看到了出错的成本，所以我们很小心谨慎，加强合规建设，完善内控制度，全力规避风险。看起来好像走得慢了一点，但最终会看到未必慢。反过来，风险控制不好，一时看起来好像很快，但最终可能并不快甚至垮掉。这样跌跟头的公司，相信接下来还会有。”
　　“不过，小心谨慎不是说就不要创新了。申万历来有创新的精神，‘开拓创新、追求卓越’是我们的企业文化，现在我们仍在创新。”冯国荣说，“我来到申万以后，公司做了两件对未来的历史而言极有意义的事情。一是率先推出了代办股份转让业务，解决了上市公司的退市问题。”冯国荣认为，这是申万近年来为金融改革和证券市场作出的最大贡献，是一项重大创新和突破，其意义不亚于当初发行第一只股票。“二是成为国内第一家QFII代理商。申万率先得到了政府的同意，通过了外国机构和投资者的审核。UBS（瑞士银行）是世界最大的银行，在选择之前对我们进行了六轮尽职调查，最终选定我们作为他的QFII合作方。QFII制度的建立打破了中国市场的封闭性，其意义自不待言。”目前在代办转让系统和QFII两块业务中，申万都是市场占有率最高的。作为老牌证券公司，申万老枝发新芽，焕发改革的青春。
　　其实，申万另有一件了不起的却不太为外人所知的事情，是拥有一家境外上市公司——申银万国香港公司，在香港联交所的上市代码为0218。这家公司成立已经17年了，是香港全牌照的证券公司，可以从事香港所有的证券业务。不过，冯国荣说，当初这家公司也面临严重危机。“我来申万后，花了很大的力气，在公司中建立了完整的法人治理结构，按照香港的监管规则进行全过程的合规体系建设，加强内控，全面推进业务拓展。过去，公司股价最低只有0.20港元，后来最高达到17港元，现在是3港元左右。在香港这个国际市场上，这个股价是实打实的，重要的不是市盈率，是分红，是业绩。我们每年两次现金分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习、适应了国际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为我们以后的国际化经营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在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中，由于我们对此意识较早，处理及时，香港公司未受损失。”
　　“现在，申银万国已经是一家国际化的金融机构。我们的职员中有美国人、菲律宾人、韩国人、日本人等。这几年我们也已经开始在境外布局了，香港以外，在韩国、日本已建立了代表处，台湾、新加坡都准备筹建。而且在国内券商中，唯有申银万国每年在境外搞CIO路演。去年在韩国和日本，今年在加拿大，都很成功。我们依托了申银万国研究所强大的研究力量，把中国介绍给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同时与国际战略投资者建立联盟的关系。”
　　冯国荣现在的一个心愿，是实现申银万国的上市，从而成为中国最强、最好、最大的证券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