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虽然漫长，但一生中真正对自己产生巨大影响的良师益友却可望而不可求。扪心自问：我们自己又能成为谁的良师益友呢？”这是履新江苏银监局局长的于学军早年在纪念他的博士生导师、陕西财经学院院长江其务先生时写下的一段文字。这篇饱含缅怀先师之情的7000字长文，彰显出于学军的学者本色。

以文会友

　　记者认识于学军时，他还是深圳银监局的局长。经常采访证监局的同事说，于学军为人随和，很专业，采访他会收获良多。
　　很快，记者就领教了于学军的专业。2005年7月22日，深圳银监局召开例行的年中工作会。会议准时开，准点散。来的都是各家金融机构的头头，几乎没人迟到，也没有多余的寒暄客套和程式化的议程。时间不长，但务实高效，这也是深圳银监局监管工作的一道风景线。
　　那天正值我国宣布汇率改革，因此会议资料临时增加了于学军此前写的一篇文章——《一切归结为汇率》，让大家参考。当时中国经济面临的形势是，在连续两年GDP高速增长9.1%、9.5%的基础上，继续向上冲，而陆续采取的“有保有压”、“有疏有堵”、“区别对待”等宏观调控政策效果有限，这让各方都感到一些不踏实。于学军却敏锐地发现了其中一些与我国以往历次经济过热的表现完全不同、也有悖于经济学原理的非同寻常之处，因此大胆地提出：这种高增长的困惑和无奈缘于汇率。人民币汇率定价不准确，是解开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一切矛盾现象的钥匙。正是由于汇率估值过低，才使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国际热钱大量涌入，固定资产投资高涨、出现房地产泡沫；正是由于汇率过低，才使得中国商品在国内经济过热的情况下，仍保持了出口的持续强劲增长，并且顺差巨大；正是由于汇率过低，才使得大量抢购国际能源、原材料等资源的情况下，外汇储备仍表现为巨额增加；也使得中央银行不得不因收购过多的外汇资金而吐出大量的人民币基础货币，从而使货币供应量增加过多，同时令利率工具难以使用，加大了我国宏观调控的难度。进而，由于利率无法较大提高，才出现了负利率现象，在事实上鼓励投资。找到了这把钥匙，于学军自然而然地从改革汇率形成机制角度入手，提出了宏观调控的若干建议。
　　7月28日，本报刊载了这篇署名文章，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不少读者打电话询问作者的工作单位希望与之交流，其中既有研究机构，更有国家决策机关。
　　此后两年间，于学军新作不断。这些作品包括：《2005年深圳金融形势分析与2006年预测》、《监管工作的新进展与新思考》、《岁月深处的记忆——深切缅怀导师江其务》和《根源：美元主导下的货币膨胀──兼议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金融形势》、《2006年深圳金融形势分析与2007年预测》、《对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几个认识问题》以及他在2003年和2004年完成的《景气已经来临谨防房地产泡沫》和《经济已经过热谨防通货膨胀》两篇论文。
　　于学军的作品主要包括两个主题，一是有关本职监管工作，二是针对宏观经济。前者属于官员守土有责，后者则是学者的本性使然。
　　《景气已经来临谨防房地产泡沫》发表时，有许多研究机构及学者对经济景气是否来临莫衷一是，不少人还在担忧通货紧缩的影响是否过去，于学军却提出我国经济不是“景气有望来临”，而是“景气已经来临”，并且要密切关注经济过热，谨防房地产泡沫。这是较早提醒房地产泡沫的文章之一。
　　《经济已经过热 谨防通货膨胀》与《景气已经来临 谨防房地产泡沫》一脉相承地提出，改革开放前20年的经验数据不足以判断现在的经济形势。特别是在对通货膨胀形势的判断方面，于学军认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格局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总供给与总需求在一般消费品领域已从过去的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并且存在物价统计上的诸多不合理因素，因此仅仅以过去的经济增长率和物价涨幅作参照系来衡量和判断今天的经济情况已不合时宜了。他大胆预测，中国面临的通胀压力将主要来自生产资料价格涨价的作用。
　　今天的事实证明，他的上述几个判断确有先见之明。
　　2006年8月，于学军另一篇论文——《根源：美元主导下的货币膨胀》问世，进一步对我国宏观经济过热的“谜团”进行解码。他抓住外汇储备剧增这个最为突出的变量因素，深入剖析后得出结论：中国近几年出现的经济过热和投资膨胀本质上并不是人民币自身投放过多所致，而是由美元主导下的货币泛滥引发的，中国实际上成为美元全球泛滥的最大受害国。在这种情况下，控制货币膨胀的闸门并不在中国央行手中。文章发表后，同样引起巨大关注。有外电评论认为，这是中国官方首次将经济过热归因于美元的泛滥。
　　而于学军2007年8月完成的论文《对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几个认识问题》，是他对近几年宏观经济的总结性陈词。洋洋近3万字，表达了这样几个观点：首先，净出口是本轮经济过热增长的源头，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膨胀只是一个表象。因此，针对固定资产投资出台的调控政策治标而不治本；其次，流动性过剩由外汇储备巨额增加形成，其国际大背景是美元的过滥发行，人民币性质已发生变化，呈现出“美元化”特征，并直接反映到经济运行中，因此仅靠收回银行系统的流动性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第三，近期呈现出来的通货膨胀起因并非猪肉涨价这么简单，而是由于境外需求引起的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是一种全新的通胀类型。第四，虽然净出口是本轮经济过热增长的源头，但本质上却不是一个贸易问题，而是货币即汇率问题。在厘清了经济过热的根源后，于学军有的放矢地提出了政策建议，其中既包括治“标”的进出口政策，又包括治“本”的汇率体制改革，以及与之相关的货币、财政政策改革建议，并描述出一幅人民币自由化路线图。
　　而最近，于学军又对治理通货膨胀深入思考，一篇新的文章已跃然纸上。
　　从2003年到现在，一年一篇，于学军以他的笔，完整地记述和分析了中国经济近7年的运行情况，从现象到本质，从问题到解决办法，不知不觉中他的研究已然自成体系，并逐步得到了延展和完善。

文以载道

　　读于学军的文章，既觉得令人信服，又让人不禁为他捏一把汗。
　　之所以说让人服气，原因在于每每文中会有大量的数据、表格、图形，来支持那些与众不同的观点，且思维缜密，逻辑严谨。深圳银监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于学军长年订阅并收藏经济金融类期刊。遇到问题时，他总要想想事情是如何发展过来的，与以往有何异同。虽然对过去的情况记忆犹新，但他仍会不断翻阅这些期刊。
　　当然，于学军的严谨还得益于其导师江其务先生的教导。他自己曾这样写道：三年的学习生活是十分艰苦的，除了要继续深造各项专业课程之外，还要每年至少公开发表10篇论文，是要求发表论文最多的博士点。此外，江老师还要求每个学生的毕业论文都要单独成册出版，为此大家常感到负担沉重。
　　但是，于学军的观点从不人云亦云，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劲头。譬如，在谈到近几年宏观调控效用有限的原因时，于学军直截了当地指出，经济运行中出现了许多前所未遇的新情况、新问题，而我们并未找准经济增长的脉搏。实际上，我国经济患上了血液病，而宏观调控却把它当感冒来治，自然不解决问题。在讨论CPI增长过快时，他曾鲜明地提出绝不仅仅是粮食猪肉等食品涨价这么简单。而谈到汇率形成机制、强制结售汇、黄金管制等制度时，他直陈其过时与僵化，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究竟是什么使于学军有如此的勇气和执着？
　　1982年，于学军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在内蒙古自治区计委、区党委工作七年后，他被调到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工作，历任调查统计处处长、办公室主任、副行长等职，2003年后成为深圳银监局首任局长。
　　于学军有两个业余爱好，一是打乒乓球，认真到要利用休假自费到国家队集训的程度；另一爱好就是调研和写作，其程度绝不亚于打球。
　　有人披露了于学军的一段小故事。2003年，有媒体称人民币在香港积压了700亿元甚至1000亿元。他却早已在2001-2002年直接到香港调查，得出了自己的结论——香港不存在人民币积压问题。理由是，2001年深圳的现金投放量占了全国的44%，2002年达到43%。假如真在香港积压了这么多人民币，就会“运”到深圳来，深圳就会体现为现金回笼而不是投放量巨大。从2001年开始，内地访港旅客每年达到三四百万人次，看来是带了几百亿元的人民币去香港，但实际上香港到内地来购物、投资者达到四五千万多人次，带回的人民币大大超过了带去的，因此香港对人民币现金的需求量远远大过供给量，根本不存在大量现金积压这个问题。后来，这个说法得到证实，报刊关于这个问题的炒作也从此烟消云散了。
　　于学军说，研究对他来说就相当于有人喜欢摄影、打牌、下棋一样，并不觉得为难或困难，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已。在一篇文章的后记中，于学军写道：“由于无法掌握整块时间，本文的写作是在断断续续中完成的，从仲夏到深秋。”其间有几次记者因采访打过电话去，秘书告诉我，他已连续几天从早晨忙到深夜，连正常的休息时间都没有。于繁忙的工作中腾出时间做学问，其投入可见一斑。
　　于学军不仅自己钻研，还带动银监局形成浓重的学习风气。2004年，深圳银监局创办了《深圳金融监管》作为交流监管心得的平台，当年即编印了45期，2005年、2006年更分别达到90期和110期。这一数量相对于该局110余名在编工作人员而言，是一项巨大工作，也是干部智慧的结晶。银监会系统对此也颇为认同，不少会领导曾对其中的研究报告给予批示。
　　难道他所做的这一切，仅仅是出于学者著书立说的愿望吗？恐怕绝不限于此。记得一位社会科学专家曾将知识分子分为三类，其中一类是介入型知识分子，他们具有专业知识才能，在价值观念上采取积极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导引的立场，努力为社会提供一种价值尺度。而且，尽量地使自己对社会的关注保持在理性批判的水平上，但也常有强烈的现实批判。虽然用这种表述来形容于学军并非很贴切，但我觉得在他身上体现的正是这种对社会的关注和参与。他的每一篇文章紧贴实际；每一项政策建议，又饱含真知灼见。
　　于学军首先是一位官员，他以其求真务实的工作风格，通过其职业影响着社会。在深圳银监局，他提出的工作环境标准是:团结和睦、五湖四海、公平公认、进取向上、严格认真、讲求职业化、专业化、规范化和负责任。对辖区的监管对象，他的理念是“把监管当服务、以监管创新来推动金融创新和提高监管效率。”因而，他深得同仁和同行的尊敬。同时，于学军还是一个学者，多年来他勤奋钻研，笔耕不辍，试图将更多的智慧贡献给这个社会。譬如，在《对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几个认识问题》一文中，他提出我国可能会于2009—2010年发生经济震荡，因此必须从现在开始，就要想方设法使经济实现“软着陆”。而他正在做的努力就是，大声疾呼，引起重视。其背后，袒露的正是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
　　令人欣慰的是，像于学军这样的官员越来越多了。他们理论素养深厚，实践经验丰富，对经济的观察入木三分，对旧制度的弊端不麻木，对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不惧怕，心态开放，乐于适应变化，并通过自己的言行一点一滴地影响和改变着社会。这些人不知不觉地成为我们的良师益友。
　　这正是中国的进步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