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学家滨田宏一（Koichi Hamada）是一位享誉日本和世界的经济学大师，目前他已从耶鲁大学退休。
　　滨田宏一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他所提出的“哈马达模型”上。即运用博弈论方法分析国际货币合作问题，这一模型也成为关于货币合作的标杆性分析范式。他的研究结论为：各国展开在货币领域内的政策协调，将有利于提高博弈双方的福利水平。合作比不合作所产生的政策效率更高。

　　贸易和金融的全球化进程，不断加深了部分国家的经济体系与世界经济之间的彼此融合程度。除了生产要素外，主权国家还必须探索包括货币合作在内的全球优化配置，以避免微观分散决策带来的损失。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西方国家加强了国际货币合作的实践。
　　那么，如何取得预期效果并带来合作成员的净福利增进？这一问题受到了经济学界和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多的重视。
　　博弈论自诞生以来，作为一种全新思想的代表，彻底改写了主流经济学。国际货币合作实际上可视为国际货币发行国之间的博弈协调。哈马达模型因率先引入博弈方法，一举成为关于货币合作的标杆性分析范式。
　　哈马达为音译，实为日本经济学家滨田宏一（Koichi Hamada）。这位已是花白头发、走路颤巍、一口日式英语的老人，就是享誉日本乃至世界的学术大师。
　　滨田宏一是学法律出身的，1958年获得了东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之后转入经济系。在1960年至1962年，他从东京大学分获了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64年，又获得了耶鲁大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东京大学执教长达21年。其间，曾任日本经济协会会长，并创立日本法和经济协会。他是将 “法和经济学”方法论应用于国家法制体系的先行者之一，并积极参与大藏省、通商产业省等政策委员会的政策制订。
　　1986年，滨田宏一赴任耶鲁教职。2001年，他离开耶鲁，出任日本内阁办公室经济和社会研究院院长。 2003年卸任后，再回耶鲁。

哈马达模型：货币合作才能提升彼此福利和政策效率

　　从广义上讲，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是指“各国充分考虑国际经济联系，有意以互利的方式调整各自经济政策”的过程，而国际货币合作则是政策协调在货币领域的表现。哈马达模型直观地说明了两国条件下政策协调过程。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所采取的货币政策不仅会影响本国经济运行，也会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到其它国家，这就是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相应地，其它国家的货币决策也可能传导到国内，并影响到这个国家的政策效能，这就是货币政策的溢入效应。
　　如果不存在政策溢出入效应，则意味着两国自己的政策不会造成对对方的影响，即每一国最优政策的选择是独立于别国最优政策的选择，各国不必考虑对方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就能制定自己的政策，以达到最优福利安排。此时，各国没有必要展开国际货币合作。
　　但在现实中，特别是在国际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无政策溢出”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来越深，一国政策对别国福利的影响也更加显著，独立的政策安排不再有效。协调产生的合作均衡，将有利于提高双方的福利，不过协调所产生的利益如何分配（即双方福利水平提高的多少）则取决于博弈双方的谈判力量。而且，随着博弈双方地位的此消彼长，在长期内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势必会被打破，双方又将开始一轮新的谈判与协调。
　　问题是，如果缺乏政策协调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哈马达模型进一步分析两国非合作条件下的两种情形：
　　一种情形是纳什均衡。在博弈论中，纳什均衡点被定义为假设其它参与者不变换战略，任何单个参加者不能以单方面变换战略来提高他的所获支付。假设两国都独立行动，那么均衡点为两国反应函数的交点，经济学上定义为非合作解或纳什均衡点。这一结果可以通过反复叠代的方法得到。在这个纳什均衡点上，两个国家都在另一国家政策给定时的情况下选取自己的最佳政策，而且没有一个国家希望改变其政策。但是，这个纳什均衡点的产出是无效率的。
　　另一种情形是斯塔克尔伯格均衡。斯塔克尔伯均衡是斯塔克尔伯博弈下的均衡。该博弈模型是一种含有两国货币政策协调制度性安排的博弈，它要求一方作出斯塔克尔伯格承诺，作出承诺的一方为斯塔克尔伯格领头国，不作承诺的一方为斯塔克尔伯格尾随国。其中，领头国按照其承诺的货币政策行事，尾随国在进行博弈之前已经知道领头国的承诺和选择，它只需要作出相应的最优点。因此，领头国的最好承诺就是，在尾随国的反应函数上寻找能使领头国损失最小的那一点作为领头选择。那么，博弈结果达到的斯塔克尔伯格均衡通常是有利于先行者而不利于追随者。结果是由于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充当追随者的角色。这种博弈的局面最终将会崩溃。
　　通过分析不存在两国之间政策协调情况下的两种非合作均衡可以发现，其均衡点都不具有帕累托效率。在存在两国之间政策协调的情况下，如果两国公开信息，经过充分协调，采取比非合作均衡更能改善处境的政策组合，使得双方达到合作均衡。在双方达到合作均衡时，任何单方的毁约行为都将招致另一方的严厉报复而使双方利益蒙受更大的损失。与非合作相比，通过政策协调，博弈双方的福利水平得到更大的提高。
　　对这三种解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不进行任何协调的非合作解（纳什均衡解）效率最低，斯塔克尔伯博弈通过承诺规则来协调两国货币政策，虽然两国的结果都好于缺乏协调时的纳什均衡，但两国得到的好处并不相同。领头国的好处可能多于也可能少于尾随国，即存在“先发优势”或“后发优势”的问题，所以在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过程中，有时两国会争做领头国，有时两国又都不愿意出头做领头国。由此，他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效率最高的解还是合作解。

深化更贴近现实的区域货币合作理论

　　滨田宏一在提出哈马达模型后，他的研究视角开始深入到合作国之间的成本收益、福利模型、有效合作与逆效合作中，并利用博弈论和理性预期等研究方法促进区域货币合作理论更接近实际。
　　所谓“有效的货币合作”是指成员们通过规则协调或随机协调来参与货币合作时，货币合作的福利产出不仅可以抵销各国执行货币政策独立性所付出的部分丧失成本，还可以完全或部分抵销由政策和市场溢出带来的损失。
　　所谓“逆效的货币合作”是指随着国际经济格局和货币秩序的变迁，货币合作的福利产出逐步下降，当下降到不足以抵补各国执行货币政策独立性所要付出的部分丧失成本时，货币合作就成为逆效的。此时，各国参与货币合作，不仅没有降低市场和政策的溢出性，反而还付出了因货币政策独立性而受损的代价，结果是合作不如不合作，原有国际货币合作的制度安排或随机安排将会在惯性消失后崩溃。人们就不得不经常对货币合作作出评估，以判定其是有效的抑或逆效的。
　　从博弈论角度出发，滨田宏一判定货币合作属于有效或逆效。他认为，导致货币合作成为逆效的原因有三个：
　　一是搭便车行为。为防止政策溢出，各国采取合作可能会改善各国的福利函数，但货币合作是有成本的。如果合作体系本身缺乏制度化的监督机制，那么合作所带来的福利增进就会成为类似公共物品的东西，那么货币合作体系中较小的参与者就可能有搭便车的动机，即它们一方面声称要加入货币合作，分享合作的好处；另一方面，它们又在自身货币决策时不考虑政策溢出，逃避合作成本。如果货币合作的参与人不作出承诺并负担沉淀成本，或大的参与者没有明确可信的威胁惩罚战略，那么货币合作将因搭便车行为缺乏制约而失败，即合作为逆效合作。
　　二是“偷换战略”。用博弈论的术语来说，当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战略组合处于不稳定状态时，参与博弈的国家就会有“偷换战略”的动机。如果货币合作是在多国之间进行的，这种偷换战略的动机就会得到加强，因为违约国认为其余众多的非违约国不会因为一个成员的违约就放弃共同政策。
　　三是国际货币合作的持续性和可置信度问题。由于政府间的货币合作往往时分时合，矛盾重重，因此私人部门对其可持续性持怀疑态度，这在对汇率的联合干预方面尤其突出。
　　滨田宏一先后出版了《国际货币依存的政治经济学》（1985年）、《国际经济策略分析》（1996年）和《梦想和困境：亚太区域的经济摩擦和争论解决》（2000年）等著作，系统地阐述了有关国际货币合作的博弈行为。
　　2007年，滨田宏一的新著《日本金融危机：过去、现在和未来》出版。在该书中，他剖析了20世纪90年代日本金融危机的一些问题，包括金融危机发生和发展过程。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对未来日本金融改革设计新的制度安排。另外，他在书中还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如将日本经济封闭性的来源分为三类：一为政府管制和干预，二为私人适应环境的理性行为，三为日本公众的意识和观念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