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G20峰会将于本周六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这次峰会号称要打造“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但美欧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在决定国际经济格局未来走向的关键议题上却存在根本分歧，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力度和节奏正是双方利益交锋的核心。
　　回顾四次峰会以来的全部历程，会发现G20带着明显的“危机”烙印，其重要性与危机的恶化程度几乎成正比：
　　G20诞生于2008年次贷危机最动荡的时刻，事实证明，第一、二次峰会最终担负起了全世界的重托和希望，全球主要大国团结在G20的旗帜下，共同实施扩张货币政策和刺激性财政政策，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而G20峰会上发达国家与新兴大国相对地位的此消彼长，也令世人仿佛看到了未来崭新的国际经济格局。
　　然而， 2009年下半年，就在全球主要经济体陆续走出危机的前夜，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便迫不及待地撕去温情的面纱，不仅在匹兹堡峰会上将全球经济失衡的责任推诿给中国，而且在峰会前后掀起了一轮又一轮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今年以来，美国国会沉寂了快两年的人民币升值“紧箍咒”沉渣泛起，奥巴马政府更是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敦促人民币升值的“国际统一战线”，尽管“同舟共济”的誓言声犹在耳，但G20内部的裂痕早已无法掩饰。
　　当前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和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风险，将开始边缘化的G20重新拉回到合作轨道，美欧不得不继续倚重这一覆盖了全球三分之二人口和85%经济总量的国际多边合作机制，在G20多伦多峰会上重新讨论各国如何保持政策一致，只不过这次的重点变成了紧缩财政政策以控制赤字。发达国家内心深处对G20所持的乃是一种功利和投机的态度，即只有当解决它们自身所面临的紧迫问题时才需要这个机制和“平等”对话，以换取新兴大国全面参与到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政策协调中来；而一旦危机阴霾散去，发达国家仍希望世界回归旧国际经济格局中。但在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眼中，回到过去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场危机早已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经济的力量对比，G20机制自诞生之日起，就应彻底取代G7/G8扮演全球治理的核心角色。
　　曾几何时，由少数发达国家组成的G7/G8，一度是全球治理议题的实际决定者，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被排挤门外。不过，发达国家也逐渐意识到，若没有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全球治理难以取得任何有意义的成果。因此，其后又演化出了G8＋5对话机制，但由于中国、印度、巴西等5国并非正式代表，能否参加还要看人脸色，因而这种对话的基础本身没有平等性可言。
　　G20的重要性无法被G7/G8或G8+5取代，根本原因是，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全球治理所涉及议题，如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跨国金融监管协调、环境和减排等牵涉面之广，远不是少数几个国家搞个闭门会议就能拍板的；同时，这些议题还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因此，发达国家必须充分意识到，新兴大国应作为真正的、长期的平等对话伙伴，而不是派对上临时邀请的客人。
　　从本次峰会的内容来看，无论是东道主加拿大宣布的4大议题，还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达的4点期望，除强调的优先顺序不同外，看上去几乎如出一辙。但若细加分析，就会发现，表面趋同之下其实隐藏着巨大的鸿沟。
　　对于发达国家而言，除了所谓的全球经济“再调整”之外，加强金融监管是它们最关心的议题。在伦敦和匹兹堡峰会上，作为东道主的美欧将过多精力放在了诸如约束金融机构高管薪酬、监管对冲基金、打击避税港等具体而微的方面；而在被视为多伦多峰会预备会议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釜山会议上也同样如此，围绕美国提出的是否应在全球范围内统一征收银行税引发的争论成了会议的焦点，而欧债危机这一主题反而被冲淡。美欧对金融监管如此强调，一方面固然有从次贷危机中汲取教训的意味；另一方面，其背后的潜台词是：当今世界整个国际金融体系大致是好的，只需小修小补，而不应全面大修。
　　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显然不是这样理解的。在它们看来，对国际金融体系本身进行全面深刻的改革，才是防范金融危机再次爆发的最好监管措施。G20峰会启动两年来，尽管发达国家在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强烈要求下，被迫同意对世界银行、IMF等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的配额进行调整，但仅仅是极为有限地削减了自身的配额。这种微调既与新兴大国在当今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实力不相称，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发达国家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特别是美国在IMF和国际货币体系中一家独大的局面。可以说，整个国际金融体系依然没有本质变化——站在美国的立场，继续控制IMF的好处之一就是可以推动IMF在汇率监管问题上态度更趋严厉，而这样中国或许就不得不承受更大的国际压力。
　　但世上绝没有只取不予的好事。发达国家在解决完自己的燃眉之急后，也必须认真考虑新兴大国的利益关切。如果双方对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性没有多少交集，那么在欧债危机缓和之后，G20峰会难免会再次遭遇被边缘化的危机，而这对于所有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来说，日后也终将付出更大代价。

（作者系宏观经济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