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进民退”的问题，不是谁说有就有，谁说没有就没有的问题，而是有没有一个进退有据的度的问题。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度，不要说一个扁平化的统计数据说明不得了问题，就是争论一万年也争不出结果来。
　　其实，至少到目前为止，争论的焦点已不是有什么典型现象的事实还不清楚，或者还需要有什么统计数据来给以更充分的比较和佐证的问题，而是即使对于同样的事实，同样的数据，不同人由于所持主张不同，得出的判断必然也还是大相径庭的。在这里，经济学家需要证明的是自己的观点，而对于国民经济来说，需要寻找的则不仅是走出当前经济危机的救市良策，更是在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选择上代表大多数人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在国企需要改革上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但在国有经济布局上却几经反复，至今还不能说找到了很好的感觉。在国民经济备受金融危机考验的紧急关头，如果没有国家的4万亿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如果没有作为“共和国长子”的广大国企发挥中流砥柱作用，我国的国民经济也不可能那么快就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更不可能取得这么出人意料的成果。国有资产的增长提升了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战略地位，虽然并不意味着对“国进民退”的简单肯定，但在一定程度上何尝不是对“国退民进”的报复性反弹？
　　过去几年，不少地方风行一时的“国退民进”，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企业资产的不正常转移也完全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规则，非但不可能起到促进非公有经济成长的示范作用，反而对资源和收入分配的正常市场秩序造成了负面影响。这样的“一刀切”显然是不可取的。
　　对于一个正在走向成熟的市场经济体来说，国企和民企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有进有退或互有进退，反映的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体现的是市场的意志，不应该有什么门户之见，更不应该动不动就搞运动，翻烧饼。
　　中国不是不需要国有企业，用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的话来说，搞好国企是一个难题，也是对人类的贡献。国企的适度发展只要不挤占民企的生存空间，不仅有利于保障就业，维护社会稳定，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促进非公有经济的发展也并不矛盾。但国有经济布局也需要有一个适度的比例，如进退无度，则问题多多。
　　在资源分配过多掌握在政府手里的情况下，向国企尤其是大型国企的过度倾斜，也许很容易就造成垄断型国企的强大。但是，这种不靠市场而靠政策的风气越滋长，不仅是说明了改革的不彻底，也容易造成市场资源的浪费和社会分配的不公，对民企的生存空间也形成不同程度的挤压。
　　由于国有资产所有权代表人缺位依然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难题，长期依赖各级政府代表国家意志管理和处置国有资产，不仅容易导致将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当作政绩工程的短期行为，也为“权力+资本”的互动式腐败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特别是在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和推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过程中，如果不解决好国有资产要不要掌握控股权以及谁来代表国有资产的问题，那么，谁也说不定国有资产所有权会不会化为私有资本的囊中物，就像过去我们所曾经见识过的那些MBO或 “国退民进”那样。在某种意义上，既得利益集团的出现，不仅为国企改革出了一个难题，也使得某些貌似高歌猛进的“国进民退”无形之中隐含着一些令人不安的诡异意味。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要求我们继续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战略性调整。理论上应该没有一成不变的“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也没有水火不容的“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但是，在实践中，无论是“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都不仅需要有一定的分工和边界，也需要有适当的度。国有经济究竟在哪些领域不仅不能退还要进，而在哪些领域则非但不能进反而要逐步地退出，进究竟进到何种水平，退又退到什么程度，都不能大而化之，没有一定之规。胸中无数，往往容易发生问题。
　　不过，孰进孰退的衡量标准主要不在于经济成分的姓甚名谁，也不在于比例的大小，而在于是否符合经济发展的方向，是否有利于维护国家的利益和人民大众的利益。在这里，前者充其量不过是一时一事的权宜之计，后者才是进退有度和进退得体的最大公约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