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聚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地区间差距扩大，关键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出了问题，才使得中国的经济集聚看上去成了地区间差距扩大的罪魁祸首。根据世界银行的结论，越发达的国家，经济集聚的程度越高。
　　中国是要去限制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集聚，还是通过土地和户籍制度的改革来顺应企业和劳动力在生产和生活中的集聚趋势？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研究的结果都告诉我们，应该选择后者。
　　最近，有被采访的农民工说了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有人认为小城镇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最好归宿，可贫困地区的城镇发展缓慢，就业门路窄，不能就业，何谈安家。”
　　可见，即使将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放在中小城镇，但绝大多数的农民工还是会选择去沿海地区的大中型城市打工。道理很简单，人往高处走，哪里有就业，哪里收入更高，人就往哪里去。既然如此，何不让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与农民工追求更好生活的方向一致起来？近几年，随着内地和农村的条件越来越好，的确有更多的农民不愿意出远门打工，甚至有一部分农民工返乡，重新做回农民。但这都不是大势所趋。
　　最近，中国又出现了新一轮的劳工荒，“重灾区”还是沿海地区。很多人认为，既然沿海地区劳工荒了，那么，把工厂往内地搬就可以了。对于一部分企业，这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但从接近国内外市场的角度来说，大量企业还是会愿意选址在沿海，这可以节省运费，可以发挥产业集群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至于接下来沿海地区是不是有空间来提高工资逐渐吸引农民工，我们可以拭目以待。有数据表明，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经济的集聚程度不是太高了，而是太低了。在中国的现阶段，一种做法是将内地的农民放在内地的中小城镇，另一种做法是让他们更多地进入沿海的大中城市，哪种做法更有利于提高收入和增加内需？这个问题，估计每个农民工都能回答。
　　有一种说法，担心大城市对人口的承载力。中国现在最怕的就是，一些大城市以“承载力”为理由，即使对那些长期生活和工作在当地的外来人口，也严卡户籍，真实的原因，只是不想让外来人口分享本地的公共资源。其实，人口的承载力是个动态的概念。给定既有的交通、用水、土地等各方面条件，一下子将大城市的人口增加一倍，当然会遇到承载力的问题。但如果人口增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那么，交通、用水等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土地利用也可以更为集约。想想东京吧，东京都连同周围的一些县市共同组成的东京圈已经承载了3500万人口。东京圈的面积略大于上海加上苏州，而上海加苏州的常住人口总量目前仅为2600万左右。从长期来看，有什么理由认为中国东南沿海大都市圈的人口承载力不如东京圈呢？相反，现在很多内地的城市也在做大规模，但我发现，越是往内地，城市面积的扩张越是与非农业人口的增长脱节。事实上，如果做横向比较，中国东南沿海省份对人口的承载力要远高于其他地区。
　　还有一种思维上的误区是，人们总担心经济的集聚会扩大地区间差距。对于经济政策来说，应该关注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的差异，而不是经济规模意义上的差距。那么，如何缩小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的差异？答案是，让内地的农民到能够给他们提供更高收入的地方去打工。举例来说，如果你看重庆和上海的数据，会发现两个地方的人均收入有不小的差距，其中的原因主要不是重庆的城里人比上海的城里人收入低很多，而是因为重庆的农民太多，这部分居民拉低了重庆的人均收入。这时，如果重庆的农民到上海来打工，并且能够融入上海，是不是有利于缩小地区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当前的问题是，由于严格的户籍制度，地区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受到了限制，而相对受限制较少的反而是高教育程度的人们。所以，我一直说，集聚本身并必然导致地区间差距扩大，关键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出了问题，才使得中国的经济集聚看上去成了地区间差距扩大的罪魁祸首。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可以得出几条规律性的经验。第一就是大的发达国家一定有一个可以称之为国际大都市的龙头型城市，比如东京、纽约或伦敦。要想成为一个世界一流的国家一定要有一个称得上世界一流的城市，而这个世界一流城市的基本特征就是人口的规模达到一定的数量。比如说东京都，即东京圈的核心城市，在面积只是上海三分之一的情况下，人口已经达到1200万，而上海面积是东京都三倍之多，常住人口不过1900万。第二，根据世界银行的结论，越发达的国家，经济集聚的程度越高。以日本为例，50%以上的人口就居住在日本的三大都市圈内，而整个日本10%的人口就居住在东京都。以东京都为中心的东京圈人口总量占据了日本总人口的1/4多。
　　如果比照国际经验，我们不妨做几点大胆的预测。未来中国50%的人口将会集中到长三角、珠三角以及环渤海这三大地区，即在中国人口峰值为16亿的条件下，有8亿人口集中于这三大地区，而从平均意义上看，就是每个都市圈基本居住2-3亿人口。如果每个都市圈10%的人口将生活在都市圈的核心城市，那么，这三大都市圈核心城市的人口规模估计要有2000-3000万左右。如果没有核心大城市的带动，现代服务业，特别是那些知识密集型的对信息交流与创意要求比较高的行业，如金融、资讯、现代教育、设计以及文化产业等都缺乏竞争力，中小城镇的发展也缺乏带动力。
　　人们可能会担心，如果按上面所说的远景展望，是不是中国的城市会太大，集聚度会太高？其实，即使以2007年的统计数据看，中国都市圈已经离我们上面所讲的目标不远了：如果将中国所有沿海省份的人口加起来，2007年已经达到5.65亿，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已经达到42.8%。在泛长三角区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的人口已经达到2.07亿，其中，上海人口占到9%。在环渤海湾的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加山东，人口已经达到2.34亿，其中，北京加天津占到11.8%。而在珠三角，仅广东一省的常住人口已经达到9400万。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是要去限制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集聚，还是通过土地和户籍制度的改革来顺应企业和劳动力在生产和生活中的集聚趋势？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研究的结果都告诉我们，应该选择后者。
　　目前，很多人仍然持有促进中小城镇发展、限制大城市发展的政策思路。于是，通过户籍制度限制人口流动仍然被认为是必须的。同时，东部的一些城市遇到发展规划中的困惑，根据它们产业增长和就业增长的速度，其人口规模必然是要快速增长的，但是它们的建设用地指标与发展需求之间的差距却远远大于内地。这些问题不解决将会极大影响大都市圈的长期发展。中国要持续增长，要有国际竞争力，要成为一个发达国家，就要做大城市，提高经济的集聚度，这是一条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