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一段时期以来西方关于人民币升值的鼓噪，温家宝总理日前坚定地表示，中国在人民币问题上不会屈从于任何压力。同时也表示中国将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中国政府的上述表态，尽管不大可能解除西方在人民币汇率上的一再纠缠，但至少让他们明白：老拿人民币说事，其边际作用恐会日益减小。

　　西方未必指望人民币大幅升值

　　正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其报告中所说的，所谓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被低估41%，应该大幅升值的观点，只是他们试图用数字来表示人民币被低估程度的一种宣传。目的是强化中国在应对危机时拥有的不公平优势，以增强西方在这一问题上的共识。事实上，无论是伯南克还是卡恩，在公开场合都只是呼吁人民币应该增加汇率弹性。倒是国内有些学者似乎替政府着急了，说什么人民币升值问题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应当“抓住机会”让人民币一次性升值10%左右，等等。尽管这些学者列举了人民币一次性大幅升值可能带来的诸多好处。但是，这些经济学意义上的假定和推演在真实世界里可能是非常苍白的。谁能保证，人民币一次性升值10%之后，就能消除西方关于人民币汇率被低估的质疑？谁能保证，人民币升值之后中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相对被动局面就能成为过去？谁能保证，中国经济也将由于人民币的升值而加速向消费型增长模式转型？

　　自乱阵脚会被请入瓮

　　所谓的人民币汇率问题，本质上是西方“敲打”中国的一张聪明牌，尽管浸润着太多的战略利益。在这场关乎中国经济命运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的博弈中，中国既要做到从行动上不惧任何压力，更要从心理上树立强国自信，切勿自乱阵脚。
　　30年前，当中国经济总量还不及日本的1/4、贸易规模只相当于美国的零头时，高傲的西方人根本没把人民币汇率当回事。倒是日本经济的迅猛发展让美国和欧洲老牌工业强国感到巨大威胁，于是就有了1985年的 “广场协议”。使得一向精明但战略博弈水准尚欠火候的日本失去了汇率主导权进而导致经济泡沫破灭。日本也由此错过了同美国争夺超级经济大国的战略机遇期。如今，当中国经济规模逼近日本、出口总额位居世界首位，且在最困难时期也能保持8%的经济增幅时，饱受经济低迷和高失业率之苦的西方各国政府拿人民币汇率问题说事，其实是很普通的逻辑延伸。尽管他们也知道，即便人民币真的升值了5%，也未必能够遏制中国经济的上升势头。因为中国相较于美欧的比较优势在短期内不大可能消失。何况，人民币升值对西方经济来说也是一把双刃剑。一般情况下，人民币升值对处于低迷的不少西方出口企业确是一针强心剂。但对早已嵌入全球价值链环节的中国经济来说，出口订单的减少不仅意味着失业率的剧增，也会严重损害在华跨国企业的根本利益。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工业品出口的55%以上、高科技产品出口的87%以上是由包括美欧和日本的在华跨国公司完成的。因此，对那些深度介入中国经济的西方超级企业来说，其政府和舆论一再拉高人民币升值分贝，很多时候是做给国内的蓝领工人看的；当然，在喜欢放大议题进而博出位的美国国会议员看来，揪住人民币汇率这根小辫子不放，不仅能够持续制造轰动效应，更可提高支持率，可谓一举几得。
　　因此，站在西方政客的角度来看，假如通过低成本的舆论压力就能制造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魔咒效应”，不仅能够在关乎中国经济主权的重大问题上取得战略博弈的心理优势，更可以收获压力测试效应，从而为制造新的议题提供想象空间。

　　以我为主稳定预期

　　西方乐见中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陷入被动，更愿意看到通过议题制造与持续施压就能达到令中国自乱阵脚的效果。假如按照国内某些学者的建议，中国极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被请入瓮。笔者愿意引用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的话来提醒国人：“很多经济都是非常政治性的，中国必须学会在这种体制下生存。”当然，斯蒂格利茨只是指出国家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一个基本生存法则。中国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国际规则的适应层面上，简单地适应只会扼杀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动权，使中国经济难以跳出旧有的国际框架。就人民币汇率来说，现阶段，中国必须坚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继续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来推动人民币汇率机制形成改革，实现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归根到一点是不仅在行动上，更要从心理上做好应对西方种种刁难的准备，以使西方最终知难而退。
　　人民币汇率问题只是西方“敲打”中国的一张聪明牌，尽管浸润着太多的战略利益。在这场关乎中国经济命运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的博弈中，中国既要做到从行动上不惧任何压力，更要从心理上树立强国自信，切勿自乱阵脚；要以我为主稳定人民币汇率预期，彻底拿掉西方罩在中国头上的“紧箍”。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