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广州日报》报道，近几年来，“用工荒”正在取代“民工潮”，成为春节假期后一道独特的风景，即使是在受金融危机冲击最为严重的时刻，关于用工荒的新闻亦频频见诸报端。而在今年，随着经济的迅速回暖，缺工已经不仅仅是珠三角、长三角所独有的，安徽等内地劳务输出省份也开始出现缺工现象，“用工荒”正在演变成全国性问题。
分析人士指出，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沿海地区企业工资逐渐丧失吸引力，相当一部分求职者改变择业观、选择“就近择业”。尽管很多企业将工资待遇上涨10%-20%，但招聘情况依然很不乐观，“用工荒”特别是基层作业人员的短缺状况，预计将持续到五六月份。
一向被认为接近于“无限供给”的中国廉价劳动力，却越来越短缺。从表面上，是务工人员的“群体性觉醒”让他们无法继续忍耐旧有的工资低、工时长、权益难保障的传统的廉价用工模式。但本质上看，则透露出两点信号，一是传统的将廉价劳动力优势发挥至极致的经济发展方式，正在逐步被淘汰，无论是经济结构还是劳动力结构，都面临升级。二是国内廉价劳动力充裕的“人口红利”优势正在衰减。
全球首屈一指的廉价而又吃苦耐劳的中国劳动力大军，是中国经济腾飞以及成为全球制造中心的核心竞争力，也是中国模式的核心构成因素。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的研究就认为，在改革开放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中有27%的贡献来自于人口红利。如果考察珠三角地区，则廉价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
毫无疑问，始终依赖廉价劳动力众多来发展的经济体没有前途，这种高速发展是失衡且不可持续的。
如果采取长期压制劳动者收入以及忽略国民社会福利和保障的策略，来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就会形成“国富民穷”等饱受诟病的局面。这也意味着，目前广泛呼吁的“刺激内需”难以启动——毕竟广大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是消费能力的硬性约束条件。
分析当前存在“用工荒”现象的企业，可以发现，以微利加工方式生存的企业占据其中大部分，在中西部地区，也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和部分产业转移项目上。这就使得很多人开始担心，如果没有了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大多数加工企业将无法生存。但事实上，如果不能及时升级，而是过分依赖廉价劳动力，只会削弱自身的竞争力，同时导致资本的短视化和劣质化。劳动密集型企业必须改变在国内一味压榨劳动力、在国际上压缩利润空间的生存模式，在“用工荒”的倒逼下，主动或者被动加快结构升级和技术改造的步伐。
当前正是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劳动力需求开始从增量粗放扩张向存量结构提升转变，优化劳动力资源、培育技能人更成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而升级不仅仅是企业一方面的事情，同样也对劳动者提出更高的要求，只有人才培养模式与产业升级进程相匹配，才不至于出现结构性“用工荒”加剧的现象。
同时，廉价劳动力时代的一去不返，并不意味着中国竞争优势的消退。蔡昉曾指出，在第一次人口红利消失之后，如果治理得当的话，可以通过制度安排，制造出第二次人口红利。比如，在老龄化的情况下，如果有好的、有利于积累的养老保障制度，仍然可以保持较高储蓄率；通过进行劳动力市场改进，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潜力，为经济增长提供必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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