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在1776年比较了荷兰和英格兰的利率，前者的公债与私人贷款利率分别为2%和3%，后者各为3%和4%，高出前者均在1个百分点。斯密由此判断，当时的荷兰仍比英格兰富裕。理由很简单：低利率是“繁荣的自然后果”。相比英格兰，荷兰的资本更雄厚，利率自然更低，也就更加繁荣和富裕。
　　现在回头看，斯密的结论有其正确的一面。自16世纪中期起，荷兰继葡萄牙和西班牙之后成了头号强国。一个100万人口的小国，竟称雄世界达百年之久。其船舰横冲全球各大洋，商贸网络遍布世界各地。即使到斯密时代，英格兰正呈后来居上之势，然而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荷兰过往的强盛，沉淀成了庞大财富，相当部分转化为雄厚的资本。资本供给充裕，利率上升的压力就不大。而英国当时还只是个追赶者，资本相对缺乏，利率自然不会比人家低。
　　但是，斯密可能过多考虑了资本的供给，而未充分考虑需求。利率是由资本的供求共同决定的。即便从供给看，资本充裕与否，总是相对而言的，既相对于他人的拥有量，也相对于自身的需求。从18世纪中期开始，荷兰各行各业的生产与流通大幅下滑，投资也随之大大下降。资本供给相对充裕，利率便难以高企。而此时的英国，正处于拓展工业革命的领头地位，经济蒸蒸日上，各个行业都需要大量投资，利率便不可能低企。
　　由此，从斯密的利率对比中，不仅看出当时的荷兰仍比英国富，也可看出荷兰经济的停滞和缓慢衰落，更可看出英国经济具有较快增长的活力。这种情形，从后来的法、德等国追赶英国，以及美、日的赶超中，都能看到。
　　当然，从经济学上讲，利率的下降，往往伴随着一国储蓄率的下降和消费率的上升。消费主导型的经济体，投资自然相对减少，利率一般较低。实际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英、日的情况看，他们的消费率基本上都经历了一个正U型变动，消费率变动则呈倒U型。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随着凯恩斯扩张型财政政策的全力运用，西方社会的投资呈不断上升态势，消费率下降，利率上升。经历70年代的“滞胀”之后，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退出，诸如减税、信贷优惠等各种鼓励消费的政策不断出台，消费率大幅上升，以致目前这些经济体的消费率都在60%以上，而储蓄率不断下降，利率也就进入了低水平时代。
　　2007年始于美国的全球性大规模金融危机，使得美国终于与日本为伍，进入了那种在日本已延续十多年的零利率时期。
　　不同于斯密时代的是，人类社会从上世纪70年代就步入了完全的纸币本位时代。在斯密所处的金银本位时代，政府不能随意控制货币，货币增加或减少都不是那么容易，致使金钱的积累可以确保财富的不断累积。然而，现今的纸币，完全可以由政府随意控制。过去四十年里货币贬值的速度，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这就更加重了名义利率从长期看不可能高企的趋势。因为，既然货币处于一种极易相对贬值的通道，作为其价格的名义利率，就不可能处于较高水平，尽管期间会有政府为了抑制不时出现的通胀而提高短期利率的情形。况且，没有哪个政府喜欢因高利率抑制经济增长而引起的民怨，所以，一旦利率爬高，引起不满，政府会毫不犹豫地拿起货币发行的水龙头。这种行动不仅极受欢迎，而且极易操作，几乎毫无成本。
　　现在，中国仍然是追赶者，远未达到发达国家的富裕程度。按斯密的结论，发达国家的利率应该比中国低。而中国的赶超已然起步，且不断加速，为此，需要大量投资，而这是以较高储蓄率为基础的。其实，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投资增长幅度一直很高，储蓄率也历经了一个逐步上升的过程。持续而高涨的投资，意味着较高的资本需求，利率必然相对较高。
　　伴随三十多年中国经济高增长，财富积累不断增多，资本也逐渐变得不是那么稀缺。这意味着，资本供给日益增多。同时，中国也一样处在全球性纸币本位的环境下，所以，中国的利率在上世纪90年代达到最高峰后，同样会进入一个缓慢下降的过程，至少从长期趋势看，将很难超越以前的高峰水平。
　　然而，中国的人均GDP仍不足4000美元，按世界银行标准，尚有1.5亿人口需要脱贫，也尚未进入消费主导型增长阶段。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制造业，以及物流体系和服务业，中国都还需要持续地大量投资。由此，利率水平仍然会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高于发达国家。
　　当中国成为消费主导型经济体，消费率高出储蓄率一定幅度时，利率才会趋近于发达国家水平，真正进入相对的低利率时期。到那时，也就意味着中国成了相对富裕的国家，经济增长动力更多的来自消费而非投资，当然，增长速度也就相对降下来了。
  　现在看，即使不出意外，这一状态的到来，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现在大可不必担心中国会踏入低利率陷阱。况且，基于过往的历史经验，我们也不希望中国过快进入相对低利率时期，因为那将意味着经济活力的相对缩减。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