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巨大的成本优势，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充分享受了“全球化红利”：中国出口从2002年的3256亿猛增至2008年的1.43万亿美元，年均增速达30%，远高于GDP的同期增速。中国制造的全球市场份额不断上升，已超过日本、德国当年经济崛起时在全球市场份额的高峰值。同时，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从2001年的170亿美元迅速增长到2008年的4000亿美元。
　　在过去的10年间，“中国出口+美国消费”的组合主导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贡献了全球40%的经济增长。但从历史经验和现实制约因素来看，这一模式在逼近极限。
　　首先，中国2.39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机会成本巨大。中国外汇储备占GDP比重从1992年的5%，升至2000年的10%左右和2009年的50%。也就是说一半的GDP以外汇形式“借”给美国人来消费。德国和日本当年高速增长期间外汇储备占本国GDP比例亦不过5%左右。
　　其次，美国过度消费被金融危机纠正。上世纪70年代，德国和日本所持有的外汇储备分别约为美国GDP的1%和0.5%，而中国外汇储备占美国GDP的比例从2000年的1%升至2008年的10%左右。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演讲中多次强调：中国价格一方面降低了美国通货膨胀压力，另一方面来自中国的资金压低了美国利率水平，加剧了资产泡沫。2002年至2008年期间，美国居民消费为其收入的145%，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居民储蓄率已经从0回升到近7%。
　　再次，中国的环境和资源压力已接近临界点。长期来看，GDP剔除污染成本之后的部分才是有价值的。近年来，与环境、空气污染相关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加，警示我们环境和资源对粗放式增长的承受力已经濒临极限。根据世界银行2007年的专项研究，中国的能源消耗在2000年至2005年间增长了70%，水和空气污染的经济成本高达1000亿美元。
　　第四，我国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了储蓄结构的失衡。中国的总储蓄中，企业、居民、政府之比已由过去的20％：60％：20％演变成当前的40％：40％：20％。这一结构导致居民消费需求乏力，在出口锐减的情况下只有靠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2009年投资占GDP比重甚至可能创造70%的历史纪录。但在最终消费需求不能启动的情况下，大规模投资只会加剧产能过剩，埋下银行不良资产隐患。
　　最后，高外汇储备导致大量货币投放，加剧了国内资产价格膨胀趋势。截至2009年年底，我国外汇储备已达2.39万亿美元，相对应的外汇占款超过17万亿人民币，加大了货币政策在促进经济复苏和遏制资产价格泡沫之间平衡的难度。
　　改变现状总是困难的，对中国和美国而言都是如此。破解上述困局，唯有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然而，这一转型不会自然发生，中国企业需要在严格环境保护执法、完善劳动者权益保护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等多重压力下才有可能实现涅槃。如何完成这艰难的一跃，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世界经济的未来。

（作者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